■：那么您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呢？
    ●：对于今日学术界年轻朋友的学术创新精神，我是十分敬重的，没有这样的精神，学术研究就无从推进。然而学术创新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如何去把握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亦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恐怕首先要解决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采用习惯的吴皖分派方法，还是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视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认识和研究的方法。
    在说明我自己的观点以前，我还是要把前辈学者的看法梳理一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章太炎先生、梁启超先生等前辈大师，都是以吴皖分派法来谈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三十年代中，钱穆先生从章、梁二先生忽略的地方入手，着意论究惠栋对于戴震为学的影响，提出“吴皖非分帜”的主张，这样就把研究引向了深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侯外庐先生以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三位先生的研究所得为起点，继续向纵深推进。一方面沿用吴、皖分派的思路，从为学路数和旨趣上去认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他又选取乾嘉时代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如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去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探讨诸家的思想、学术的个性和贡献，侯先生提出了若干具有创获意义的重要见解。我觉得如下两个见解对于深化乾嘉汉学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个见解是，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第二个见解是，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的。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这就是说，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
    这两个重要见解，突破吴、皖分派的旧有格局，为把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开了先河。这是侯外庐先生在乾嘉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先师杨向奎先生同外庐先生相呼应，在《新建设》杂志1964年7月号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文中，向奎先师说：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令人惋惜的是，侯、杨二位大师的研究意见，尚未在学术界激起共鸣，一场民族文化的浩劫便轰然而起。
    ■：新时期以来，您继承了侯、杨二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意见，把他们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扬。谈谈您是怎么作的呢？
    ●：改革开放以后，我秉承侯、杨二位先生之教，于1992年冬初次赴台问学，在“中研院文哲所”召开的清代经学研讨会上，提交了《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的文章。我在文章中说道：“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的众多学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显然不是用吴皖分野的简单归类所能反映的。”因此，我在文章中提出“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问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
    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我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同研究所里的年轻学人合作，完成了《乾嘉学术编年》的结撰。全书上起乾隆元年，下迄道光十九年，我们试图通过这一百年间学术史资料的长编，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记录下来。至于这一思想是否得到了实现，还要请学术界的朋友们多多指教。
    ■：您是不是可以把这部《乾嘉学术编年》在学术上的特点再具体地介绍一下？
    ●：《乾嘉学术编年》为编年体乾嘉学术史资料长编。在中国学术史上，编年体史籍虽成书甚早，然以之述学，则又较之其他体裁史书为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钱穆先生著《先秦诸子系年》，或可视为其发轫。之后，刘汝霖先生之大著《中国学术编年》，则无疑可称为开山之作。《乾嘉学术编年》之结撰，即系遵循前辈师长开辟之门径而摸索向前。
    ■：您曾经探讨过中国社会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总结和衰微的阶段，那么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哪里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乾隆末、嘉庆初，也就是中国社会进入十九世纪门槛的时候，经籍考证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乾嘉学派步入了总结和衰微的阶段。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危机迭起，衰相毕露，中国学术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