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理学宗传》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书影响到黄宗羲呢？
    ●：对于黄宗羲影响最大的人应该说是他的老师刘宗周，《明儒学案》的直接来源我认为当是刘宗周的《皇明道统录》。此书完稿于天启七年（1627），共七卷。它的编纂体例是仿照朱熹的《名臣言行录》。结构是三段式，第一段平生行履，第二段语录，第三段论断。《明儒学案》的体系和《皇明道统录》很相似，都是分三个部分，不过是将论断置于各案的卷首。所以，我揣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脱胎于《皇明道统录》，并进一步加以充实、完善：
    关于《明儒学案》，我过去写过一些文章，后来大都辑入新近修订的《中国学案史》中。最近，又据读书所得再成《〈明儒学案〉发微》一文，很快会在《中国史研究》上刊出，或许可以参考。
    ■：您的讲座中还谈到黄宗羲的书之所以称为“学案”的问题，您是否可以再谈谈这一点？
    ●：为什么叫“学案”？这是我二十年来没解决的问题。
    八十年代中，陈金生先生最先撰文提出定义，说了中国古代“案”和“按”两个字是相通的，“按”是判断、考察的意思。九十年代初，我沿着陈先生的思路写了一篇《学案试释》，提出“学案”是学术公案的意思，未必能成立。今年初，又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写了一篇《学案再释》，请参考。
    ■：在学案史的研究中，您除了研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外，您还在搞《清儒学案》的点校是吧？
    ●：《明儒学案》往下继续读还有两部重要的著作，第一部就是《宋元学案》。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的结撰以后，以耄耋之年致力于《宋元学案》的结撰，虽然因为他年事已高，没有能够完成，但他发凡起例的辛勤劳动是功不可没的。黄宗羲去世后，他的儿子黄百家继承父志，继续进行纂修，为《宋元学案》的成书立下不可磨灭的业绩。据我的粗略统计，在今本《宋元学案》中，载有黄百家的案语二百一十条，数量之多大大超过其父。黄氏父子先后谢世以后，所遗留下来的《宋元儒学案》稿本没有人去整理，几乎散失。到乾隆初年，幸好得到浙东学者全祖望继续对书稿续加补辑，使这部濒于失散的稿本最终得以完成。全祖望既有对宋元学术的深厚素养，又曾读过《宋元儒学案》和《明儒学案》的稿本，所以他是完成此书的最好的人选。原来叫《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全祖望把它们合二为一，成为今天的《宋元学案》。
    另一本就是徐世昌主持的《清儒学案》。《清儒学案》共二百零八卷，上起明清之际的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下至清末民初的宋书升、王先谦、柯劭态，一代学林中的人物，大多网罗其间。不仅内容的丰富超过了先前诸家的学案，而且体例的严整也可以说深得黄宗羲、全祖望这样的一代大师的遗法。《清儒学案》的纂修始于民国十七年（1928），民国二十七年完成，历时十余年。这部书修纂由徐世昌主持、提供经费，并且亲自审定。具体的纂修者是夏孙桐等十人。它是继《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后又一部成功的学案体史籍。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读它，九十年代初开始点校，历时十多年，总算在今年初出版了，疏失一定很多，敬请大家指教。
    ■：您的《中国学案史》最初是在台湾出版的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把学案史的发展源流作了一个梳理，写成了《中国学案史》书稿。承台湾文化大学邱镇京教授错爱，把书稿送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十几年过去了，学案史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史研究中还是一个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处于思想史、哲学史和史学史、文献学的交汇点上，随着学术史研究向纵深推进，它也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的注意。所以，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在2008年底又出版了新的修订本。承南北学术界的朋友们错爱，据我所能见到的文字，迄今已有五位专家分别撰文，对拙著修订本进行专题批评。
    三、对乾嘉学派的研究
    ■：我看到您的学术论著中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乾嘉学术编年》，是一个大部头的著作；还有一本《乾嘉学派研究》也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是否可以谈一谈，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您为何要投入这项研究？
    ●：这是一个大问题，只能粗略地谈一下。最近十多年间，乾嘉学派研究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若干问题之一，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有不少论著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为什么在乾隆初叶以后，会出现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现象。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的几代学人，都在不间断地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章太炎先生所著的《馗书》中曾谈到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术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的原因。“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讲的是学术原因。是说经过宋明数百年演进，入清以后，理学在理论上已经枯竭，不可能再有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学术要继续往前走，就只有寻求其他途径。也就是说，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用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去取代理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多忌”、“愚民”等等说法讲的都是明清更迭所酿成的政治原因。“多忌”指学术界所受到的政治制约而言，因为统治者的政治高压，避忌太多，学术失去生机，万马齐喑；“愚民”是就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而言，由于愚民政策的需要，自然不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正是这学术、政治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乾嘉诸儒“治经以纾死”的局面。
    我觉得章太炎先生所谈的这两方面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章先生正倡导“革命排满”，对清政权成见很深，所以他没有，或者是不愿意去考虑清中叶以后，迄于乾隆中，中国社会的由乱而治，相对稳定的情况。正是看到了章先生论证的不周密，稍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方面既承袭章太炎先生的意见，从学术和政治两方面去观察认识问题，另一方面又注意到社会相对稳定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梁先生就此提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他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这样，梁先生便在探索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于学术、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之外，又加上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
    继章太炎、梁启超二位先生之后，钱穆先生和他的高足余英时先生，可以说鞭辟近里，后来居上。无论是钱穆先生视宋明迄清代的社会与学术为一整体，凭以揭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和“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认识规律，还是余英时先生就学术演进而首次阐发的“内在理路”学说都是领异立新，超迈前贤的，他们把问题的探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