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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代学术史研究(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教学问题》 陈祖武,邹兆辰 参加讨论

■:大陆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可以具体地谈一谈。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钱先生、余先生深入开拓、精进不已的同时,中国大陆以侯外庐、杨向奎诸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乾嘉学派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著业绩。
    侯外庐先生论究乾嘉学派,首先提出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侯先生从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剖析入手,认为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的解体过程。这是一个蹒跚而痛苦的过程。当历史演进到十七世纪中叶,由于明清更迭所酿成的社会动荡,使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面,因而历史的发展遂沿着更缓慢的途径前进。侯外庐先生说:“在清初的大破坏时期和康熙朝后期若干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民族的压迫都使中国历史蹒跚不前。但这并不是说,清王朝一系列的镇压政策和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就能长久阻止客观历史的前进。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就呈显出复苏的景象,它有了恢复,甚至也有了发展。”通过对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叶国情的研究,侯外庐先生得出了他观察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结论,那就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谓太平盛世。”以此为认识基点,侯先生进而论究十八世纪的中国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他的见解: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从整个形势来看,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占有相对稳定的统治地位。从发展上看,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都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出现。这里侯先生所称的“专门汉学”,就是指乾嘉学派而言的。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也附诸位先进之骥尾,专心于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研究。一方面承受了前哲时贤数十年积累,更以自己不间寒暑的文献爬梳,经过多年的思考逐渐悟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汇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您谈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是不是可以再具体谈一下乾嘉学派出现的具体原因?
    ●:好。要说明这个问题,要先从顺、康之际的批判理学思潮谈起。顺、康之际,伴随着理学的衰微,理论思维领域逐渐酝酿起同传统的理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不尽一致的新思潮。这一思潮发端于明末以来的实学思潮,以朴实考证经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试图据以达到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清初的这种批判理学思潮,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这种思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是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但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他们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是建立在新的经济因素上的理论形态,而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这种法古的倾向,导致了清初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上朴实考证经史的途径,从而也就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随着清初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发生了变化,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主要的方面,而经世的宗旨则无人响应。这样,经过清初诸儒对理学的批判,中国古代儒学并没有超越理学而大步前进,只是经过了一场如梁启超所说的“研究法的运动”,走向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到了乾隆中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考证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这就是清代汉学,也就是乾嘉学派。
    ■:我觉得您所谈的乾嘉学派形成的背景很具有说服力,既承袭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创新见解,侧重于学术发展的视野,令人信服。对于如何把握乾嘉学者的学术主流上您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呢?
    ●:清代学术以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基本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色的,就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章太炎先生在《馗书》中说的“好博而尊闻”,“综形名,任裁断”,已经隐约道出了乾嘉学派朴实考经证史的为学特色。梁启超先生则将章先生的主张加以发挥,称清代学术为考证学。他认为:“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梁先生还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以乾嘉为全盛期,指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又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章、梁二位先生,尤其是梁先生对乾嘉学术主流的把握,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认可。最近十多年间,中国学术界重新审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不再沿袭章、梁二家之说,试图表彰此一时期的经世思想,重评文字狱,进而提出乾嘉时期存在一个新义理学的主张。这样一来,什么是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就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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