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版两部颇具影响的著作：《意境》与《美学散步》。这是两本文集，其中所集文章皆为饱含诗意且意蕴深邃之文。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宗先生乃是领风气之先的诗人。文集中那些文章与其说是美学论文，不如说是美学的学术散文更贴切。像《美学散步》这样的书名，也只有以诗为生命精神的人才能想得出来。我没有宗先生那样的诗人修养，这篇文章副标题用“历史哲学散步”，只是因为此文也不是严密论证之文，取“散步”实在是想为自己开出一种抒散怀抱的随想思路，能给自己多一点思与写的自由。
    布克哈特的沉思
    布克哈特对历史的沉思很独特，例如他竟然批评“历史哲学”是一个怪物。在他看来，哲学是高度概括，是追寻宇宙社会人生的最高真理。他认为，历史学是不管起源和未来事情之某种“协调”。或者说历史学不追求完满，历史学所作是局部有限的叙述和论说。所谓协调，从他之所论看，可能就是类似于他在艺术中寻找的永恒美好的东西，他也要在历史中寻找这类东西。对于历史，他反对追求起源的玄想，也反对预言未来，似乎表明，他坚持只根据已有的历史资料说话。然而，探求始源和推想未来，乃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史家和历史哲学家怎么可以回避呢？虽然他贬低历史哲学，但是他那种崇尚艺术而对历史研究选取美学眼光，实质上并没有离开哲学。当然，他不赞成席勒把艺术审美看作以真理为目的和达到真理的阶梯，而认为艺术和审美的功能，乃是使古今人类获得自由并使之联合与协调起来。在这点上，他的看法颇有见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在黑格尔那里，也是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角度，看待艺术和审美。黑格尔认为，人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完全处于精神自由联想的状态。或者说，对于艺术作品，在真正投入欣赏状态时，使人瞬间完全放弃了一切占有的欲望。人由于这种欣赏而首先解放了自己。
    其实，史观的多元化，古今中外皆然。为什么有时候这个问题会突出起来呢？这主要是“独尊”之类的僵化所致。正是这种僵化使学术界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不能不“造反”。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也是对莱布尼兹、伏尔泰旧形而上学压迫的造反。正是由于这种造反，使之与那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在政治上具有一致性，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德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但是，当德国古典哲学最终也僵化为一种循规蹈矩的思想模式时，它被造反也就不可避免了。一般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他逻辑学模式对历史研究的应用。但这只是从总体上看如此，而在黑格尔具体阐发中，并非一无是处。例如他认为历史过程的本质，乃是自由精神实现的过程，就值得重视。他指出，这个过程表现为：从东方专制君主个人的自由，经过古希腊少数自由民的自由，再到近代社会公民的自由。黑格尔所作的描述，大致没有错，特别是把自由精神的实现作为历史的本质，确有独特的深刻之处。自由是人类一种永恒追求的理想，也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布克哈特在这点上对黑格尔所做的简单否定，并不可取。
    布克哈特在其历史的沉思中，对于国家、宗教、文化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用心。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尖锐地批判了一直盛行的国家产生于“契约论”的学说。相反，国家总是在血与火的刀兵相见的危机中产生。如他所说：“国家产生时期不可避免地伴有令人生畏的危机，并且它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① 就此而言，他的观点接近马克思。关于宗教，他认为这是人类不可摧毁的对形上性作永恒追求的表现。如他所说：“宗教实际上是人们在内心里对形而上需求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说，人的这种追求是永恒的和不可摧毁的”。② 他还在原始宗教那里洞察到，正是在这时种种宗教仪式活动中产生了后来的艺术和种种文化的萌芽。他这种把后来文化萌生于原始宗教活动中的看法，非常深刻也非常合乎实际。因为，原始宗教的种种仪式活动，实质上就是当时还没有分化的一切文化活动的总萌发。
    而在文化中，布克哈特又最推崇艺术和诗歌。在他看来，历史的闪光点和最有魅力之处，就是因为有艺术和诗歌及其发展。如果说，历史以人的活动为核心，那么，艺术和诗歌则是其核心的核心。他认为艺术可以让人在欣赏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观点，具有重大意义。而诗歌则是最早的历史并且可以补充哲学的不足。因此，如果没有艺术和诗歌的创作和传承，历史就太暗淡了。这里提出诗歌可以补充哲学的不足，亦非常深刻。哲学具有深广的概括性，能洞察秋毫，能从理性上把握天地人神。但冷冰冰的理论思辨，却无法满足人这个无时不处在情感中的动物。与哲学不同，诗歌则能满足人的这种需要。同时，诗中又不乏哲理与史见。艺术和诗歌所显示的精神创造，正好说明，人的精神才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亦如布克哈特所说：“人的精神一旦意识到它自己以后，它就会以自己为中心创造一个新的世界”。③ 布克哈特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从历史长河看，人的精神能意识到他自己，这种人可谓凤毛麟角，他只在历史转折关头出现，而后又转回庸众的人海。
    布克哈特对于文化性质的看法，也特别值得重视。他认为，如果文化没有成为国家或宗教的奴仆，它的本性就是对国家和宗教作批判。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德国哲学的批判传统。国家从来都是用暴力维护一种权力——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一旦这种权力受到威胁，国家就毫不留情地打击和镇压那些给他们带来威胁的力量。而这种威胁往往首先表现在文化上，特别是人文各领域，如哲学、文学、艺术等等。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有一个著名的流行说法，即人文这些领域所显示的，乃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所以，任何时代，其活跃的文化，作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总是走在揭露和批判非正义的最前面，因而也往往最先受到打击和镇压。当然，在打击和镇压下，一部分文化人经受不起，而向统治者屈服转而成为御用文人，成为打击和镇压正义文化的帮凶，这种现象在历史中并不罕见。可知，拥有文化教养的文化人能坚持批判精神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为真理献身的大无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