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与新史学
    在当代为新史学开路者中，我非常欣赏海登·怀特。在《邂逅》④ 中，其他被访者，差不多都是怀特的追随者。怀特说他是现代主义者，但我觉得他已经是迈向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者。他是一个不安于传统和现状的革新者。从他崇拜的老师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古希腊，他的老师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智者派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格拉。在近现代，他崇拜尼采和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他盛赞福克与罗兰·巴特。他还相当崇敬黑格尔和马克思。他要破除历史学作为科学的神话。他的《元史学》，就“元”在他是对历史著述作者如何写或写出了什么做出形式分析。他把语言本身视为隐喻并从此出发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解构。他认为，形成逻辑的东西并非一定能把握真实或真理。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颠覆形而上学时，把形而上学归结为神话是一致的。因此，他要解构理性和逻辑至上论，转而崇尚修辞学，指出隐喻是对复杂事情简单而又深刻的揭示。如果非要讲逻辑，那么他力挺维科的诗学逻辑。这种逻辑不能用于写诗，只能对已经写出的诗在结构上给出某种说明而已。在他看来，历史著述本质上是诗意联想所成就，其中充满隐喻。海登·怀特在引出康德在其逻辑学中的话“一切错误的起源是隐喻”之后，接着说：“隐喻或许是一切错误的源泉，但它也是一切真理的源泉”。⑤ 这一看法大有深意，显示出怀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就是说，在逻辑的概念思维之外，人们经常徜徉在诗意联想的“象思维”之中。原创性思想，往往不是从逻辑概念出发所能生发，相反，只能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之“象思维”中才能生发。
    以往在我们的研究中，总是被唯物还是唯心、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的双重铁框所制约，把多彩的真理世界僵化、简单化了。以至于，使多彩的真理世界不能不被阻隔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反思我自己，若说在这方面的解放，最早就源于读了克罗齐和柯林武德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至于对后现代主义著作的欣赏，那是后来的事情。虽然在哲学界和史学界早把克罗齐与柯林武德划入唯心主义阵营，但是他们的理论不乏真知灼见，从而无法抑制我对他们的倾心和赞赏。他们常语出惊人。无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都使我有振聋发聩之感，并且越读和越深入研究他们的著作，越觉得其中隐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我认为，真正优秀的史家，首先都是思想家，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深邃的洞察力。中国的司马迁就是杰出的一位。他对历史研究所说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眼光和心胸之博大深邃，可见一斑。就是说，单靠历史材料的考证和实证，不可能写出把握历史本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著作。在历史著作中，历史成为流动和有机连接的画卷，并成为有可读性的生动故事，其中绝对不能缺少史家丰富想像力的勾连和创造，而且其中也无不包含有史家个人、家族或民族的爱恨情仇隐藏其字里行间。事实说明，没有什么纯客观的历史著述。成功的有价值的历史著述，如同作曲家成功写出的交响乐一样，虽然不乏客观的真实内容，但却不能不包括作者联想、虚构等等的精心创作。
    事实说明，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改变固定僵化的视角，以提升史学的境界和展现新的史学天地，这大概就是新史学求新之所在吧。黑格尔说过，若把僵化的思想流动起来，比之于把凝固的物质流动起来，要困难得多。无论哪种思想文化领域，传统保守以至僵化的观念，要能使之流动而加以改变，确实非常困难。新史学的史家有些提法，包括他们的老师所施教的思想观点，可能看起来有些“过正”。但在历史和现实中，一切革新都证明，不“过正”不足以“矫枉”。我觉得，正是在“矫枉”和追求创新这一点上，新史学家，无论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都是无可厚非的。
    在崇尚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的时代，技术发明日新月异，人们在享受快捷方便之时，却不知道自身已经被计算和推理的思维模式统治和束缚起来，正在变得丧失诗情画意，变得情感干瘪，变得手脑傻瓜化。人们热衷于连有些动物都能机械掌握的按钮和敲键活动，而懒得动脑、沟通情感和亲手制作，即使玩电脑游戏也是完全被动受控制，以致丧失自我。今天，学术也被唯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大潮左右，已经把握不住自己最可贵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而屈从于潮流。在有些人那里，似乎不给作品打上科学印记，学术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正是面对这种理性和科学异化之新上帝的统治——这种使人再次失去自尊和独立性的统治，这种使学术沦为新上帝奴仆的统治，我们似乎不难看到新史学趋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价值。当僵化的唯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一元化统治被打破时，多元化就使多彩的真理世界得以现身。这种多元化的价值，现在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越了史学的创新研究，而且有助于整个世界的改变。我这样说，并没有一点夸大其词的意思。
    微观史与碎片化
    在西方新史学中，微观史研究正在兴盛起来。这种研究也被称为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而与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传统相区别。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碎片化，听起来有点刺耳，似乎是一种破坏。我想，所谓碎片化，确实具有破坏意义。但它破坏的，主要是史学研究唯宏大叙事所表现的僵化。因此，与其说碎片化，倒不如说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深入和一种新开拓。个别事件、个别人物的微观研究，有点像文学，如同小说创作必须注重细节那样。但与小说不同，这种研究仍然是建立在史料证据的基础上，限于一定时期和地域，而不是一任作者虚构的自由联想。这种所谓“碎片化”，显然推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使有些历史现象变得具体，变得活灵活现，具有可读的趣味性，从而给历史研究带来新面孔和新生机。无疑，这也是史观一种多元化的表现。如果我们反观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无论《史记》、《资治通鉴》或其他断代史，其中都不乏这种所谓“碎片化”的研究。在宏观研究著述中，同时容纳微观研究的著述，这无疑是中国史学著述的一个突出特点。如《史记》中把学派、人物作为列传描述，皆属此类。这恐怕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史不分家”有关，并且中国不仅“文史不分家”，更扩大为“文史哲不分家”，所谓“六经皆史”。就是说，在西方新史学提出讨论的种种新问题中，诸如历史研究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作品能否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以及历史研究所用语言问题，如海登·怀特所说的“隐喻”、诗意等等问题，在中国传统历史研究中，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或者说，中国的历史著述本来就是诗史哲浑然一体。但是，西方的逻辑中心主义，使西方文史哲形成壁垒森严的严格区分。这种区分在合理意义上曾对学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如动植物分类学等等。然而，这种区分一旦绝对化，以至达到井水不犯河水的程度，其结果，必然要阻碍各学科继续发展之路。当然，总处在合而不分的状态，也是一种僵化。因此，要记住《三国演义》的名言：“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学术也是如此。西方学术在科学主义大潮中，在分别到壁垒森严时，人们忽然发现，真理并不是只靠分别精细就能达到的。反之，还必须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当下，在全球一体化之时，学术已经进入一个从分到重新融合的新时期。新史学通过“碎片化”等多元研究，已打破学术的壁垒森严，并在不同学科之间寻找“和而不同”的沟通桥梁，正是新时期学术发展的一种体现。具体分析起来，“碎片化”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扩展，而且是话语的转变。例如从叙事、评估、论说扩展到审美视野下的艺术语言描述等等。而怀特所谓“隐喻”语言，恰恰就是在普通语言或论说语言无法表达的领域被派上用场了。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境遇之微妙幽深处，乃是普通语言无能为力之地。这时，不仅需要悟性，在体悟中使精神深入微妙幽深之地，而且需要从普通语言到艺术语言的转变。就是说，只有富于诗意的艺术语言，才能隐喻地揭示上述的幽深和微妙。布克哈特所谓精神一旦意识到它自己就会以自己为中心创造一个新世界，但这种精神创造的体现，最终是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语言的转变最终创造出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