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事古代史研究，贵在文献足徵，徵用的文献，自然以出现越早者越好，性质上自然以原件最好，但古代原始文献能够传世的数量甚少，很多史书叙述之所据，书中所引人物的说话，包括文章或奏疏所见的文字，其所在的原书原件已经不存在，研究者援引的，其实多是抄录的文字。这些转见的资料，如果完全不加以利用，研究便无从开始，但径然加以引据，又免不了被误导的隐忧。经过节录的文献，从利用上说，多了一层先要了解编纂者或抄录者的文章技巧和取录意图的不确定性。研究者需要注意和考虑的，不只是文献的表面意义，还有文献的言外之意，以及字里行间所遗漏的讯息。有时明知文献本身出现了不协甚至矛盾，要据以立论，自觉勉强，此时便会出现可称之为“文献阻徵”的困境。要加以克服而使之足徵时，文献内容的考订便成了基本功夫。一篇传世的文字如果有多个版本时，将各个版本顺其出现（成文或刊行）的先后加以比对，如有异同，自然一目了然，再加上对文字所述事情涉及的各方面的考究，差异的原因往往可以找到，同异的双方便都成了可用的资料。可是，问题却出于研究者明知能利用的只是抄录的文字，而这些文字的出处文献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而研究者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加以利用之时。在这种情况之下，研究者究竟有没有办法或者说应该如何使这些抄录的文字仍能为中立的历史研究服务？
    本文想要讨论的便是这个问题，用来讨论的例子是明代成化二年（1466）三月初七日，巡抚广东广西的佥都御史韩雍（1422-1478）所题的一封奏疏。这封奏疏的内容是广东广西最高级的文武官员就如何管治广西用兵之后的局面向朝廷提出的善后策略。
    有明一代，两广地方“猺乱”迭起，政府军队以及被中央政府征调的广西土兵和瑶族以及由瑶人领导的战争始终不断，广西中东部的大藤峡地区，更是战事的中心所在。在这地区发生的战事为数甚多，有的持续颇久，其中三次规模较大的，史书称之为“藤峡三征”。三征的第一次，规模最大而影响最深。此役由都督同知赵辅总兵，佥都御史韩雍提督军务，从成化元年（1465）七月下旬进兵，到次年正月班师，历时半年。决定性的战役发生于成化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政府军队以兵员数量众多，武器装备精良，策略运用适当，指挥系统集中等原因大获全胜。战事结束后两个月，韩雍上奏善后方案。
    这份善后奏疏对战争的人事和地理背景有所回顾，也有针对性地提出安定地方的构想，充分反映了朝廷代理人对于事情的看法和安定局面的想法。对于明清时代管治广西的政府官员而言，此疏不只具有历史意义，还有提供管治参考的现实价值，所以很多重要的书籍都收录了它。作为历史文献，此疏也是我们了解十五世纪下半期之后明朝政府如何管治广西瑶族（乃至壮族）的极其重要依据。
    但这份韩雍奏疏却复杂地出现了两个文字相当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文本是条列式的，疏文逐条胪列，而且文字很多。另外一个是撮要式的，字数较条列式的少了很多，文句也差异甚大。这两个文本都收录于几种记载广西历史的重要书籍，而各书所载的同一个文本又有文字上的差异。
    收录条列式此疏的书籍，依照其成书或刊印年代早晚排列，有下列这些：
    1.成化刻本韩雍《平蛮录》（卷二，页15上－27上）
    2.嘉靖《广西通志》（卷五五《外志七夷情》，页3上－6上）
    3.万历刊本应檟编辑、刘尧诲重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三，页1上－12上）
    4.康熙刊本汪森辑《粤西文载》（卷五，页16下－23下）
    5.雍正《广西通志》（卷九九，页11上－18上）
    收录撮要式此疏的书籍，有万历《广西通志》（卷三三，页33上－35下）以及上面所引的《粤西文载》（卷五，页15上－16下）和雍正《广西通志》（卷九九，页8上－11上）。
    收录此疏这两种式样的各书，成书或刊印越晚的传本越容易见到。《粤西文载》和雍正《广西通志》都被抄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影印本刊行后，很容易见到。嘉靖纂修和刊行的《广西通志》，原本罕见，但近年有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也容易见到。万历年间纂修和刊行的《广西通志》和《苍梧总督军门志》，原本也罕见，但有影印本通行了数十年，后者近年又有《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影印本，更加容易看到。但成化刻本《平蛮录》却到了清代已经十分罕见，现在公藏只有天一阁藏的孤本，公立图书馆书目见到的，也只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图书馆藏的1975年影抄本，研究者一般是不易用上的。
    如前所述，此疏的两种式样，其文本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条列式的，其内容见于《粤西文载》及雍正《广西通志》的，与嘉靖《广西通志》所载的基本相同。但嘉靖《广西通志》和《苍梧总督军门志》各自所载已有不同，二书和《平蛮录》所载的，也有差异。显而易见的差异是，同一封奏疏的标题各书有所不同。《平蛮录》照抄原本奏疏，没有独立标题，但内题为“处置地方经久大计”；嘉靖《广西通志》也没有独立标题，引文之前标作“提督都御史韩雍议处地方事宜”；《苍梧总督军门志》列作奏议，题作“处置地方经久大计疏”；《粤西文载》和雍正《广西通志》相同，题作“议处广西地方事宜疏”。此外，这封奏疏的上疏日期，《平蛮录》疏末题“成化二年三月初七日”，《苍梧总督军门志》题下小字注明“成化二年”，其他书籍都没有记载。更重要的差异，则在于《平蛮录》之后各书所载的这份奏疏的抄录内容。
    撮要式的此疏疏文，其实主要出于田汝成（1503-1557）的名著《炎缴纪闻》。但万历《广西通志》和雍正《广西通志》所载的文字，却又与《粤西文载》以及《炎徼纪闻》本书所见的有所不同。
    本文的旨趣正是从历史和文献的研究角度，指出这些文本的差异之所在，以及论析这些差异对于利用文献了解历史事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