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一生当中都十分重视历史知识、史学工作和历史教育对于现实历史运动的重大作用。他本人就是一位认真学习历史、善于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他的著作（不论是理论著作、军事著作、书信以至于诗作）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对于历史知识的灵活运用，具有深刻的说服力和巨大的感召力，成为他的伟大思想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
    中央档案馆整理、线装书局1997年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这一巨帙，是毛泽东的思想、见识和情感同中国最辉煌的历史纪录“二十四史”的结合。学术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社会公众，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者、决策者，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重视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政治谋略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十分关注历史上治国安邦的重大政治谋略。例如，他对西汉的贾谊、唐代的马周和姚崇关于历史形势的认识与政治形势的分析，都给予很高评价。
    贾谊（前200—前168）是西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史论家和文学家。他的《过秦论》，是总结秦朝兴衰成败的宏文，他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是分析汉初政治形势的名篇，二者堪称姊妹篇。《治安策》开篇就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一种不良的倾向，贾谊写道：“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他认为当时的“事势”是十分令人忧虑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他针对匈奴的掠扰、封国的膨胀、风俗的侈靡、制度的疏阔等严峻形势，深刻地揭示出种种社会矛盾，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治国安邦大计，以达到“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目的。他诚恳地表明，他所说的治安之策，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①。他的许多建议被汉文帝所采纳，对“文景之治”政治局面的形成，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认为，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② 这里所说的“最好的政论”，关键在于“切中当时事理”；而“颇好的气氛”，当是指贾谊敢于直言，文帝能够虚怀若谷，真诚纳谏。
    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传》讲到马周上书唐太宗言治安之“大要”处，批写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③ 这是以贾谊《治安策》为历史参照高度评价了马周向唐太宗的上书，并以宋人苏轼等的“纸上空谈”作为反衬。马周（601—648）是唐太宗时的大臣。他出身贫寒，熟读史书，有见识。早年不得志，被武将常何收为家客。他因替常何起草奏章，论时事得失，“皆当世所切”，因而被唐太宗所发现，予以重用。《新唐书·马周传》收录了他的两篇奏章。前一篇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了实行分封制的弊端。后一篇以夏、商、周、汉与魏、晋、周、隋相比较，认为去“不急之务”，是关系“国之兴亡”的大事；同时，他又以贾谊上汉文帝《治安策》所论为借鉴，指出：“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在诸王”，这种“树置失宜”、“以至灭亡”的历史教训，实在应该记取才是。对此，唐太宗深以为然，“善其言”④。汉、唐都是盛大的朝代，从贾谊谏汉文帝、马周谏唐太宗，都会使人联想到“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联想到他们的政治谋略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毛泽东评价马周所论，是《治安策》以后数百年间“第一奇文”，也是因为它“切中当时事理”。
    毛泽东评价马周，主要推崇他的政治见识，而推崇姚崇，除政治见识外，还赞赏他的政治胆略。姚崇（650—721）是盛唐名臣，唐玄宗时与宋璟先后为宰相，政绩突出。《新唐书·姚崇传》记玄宗即位之初，同姚崇讨论“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并考虑要任姚崇为相。姚崇于是向玄宗提出十条要求：“政先仁恕”、“不幸边功”、“法行自近”、“宦竖不与政”、禁绝租赋以外“贡献”、“戚属”不任要职、以礼待臣、鼓励诤谏、停止“道佛营造”、外戚不得干政等，问玄宗可否施行。玄宗慨然一一同意说：“朕能行之。”⑤ 于是拜姚崇为相，揭开了从开元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序幕。毛泽东评价姚崇提出的十条要求是“古今少见”的“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⑥。把要求提高到“纲领”看待，并认为是“古今少见”的，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历史上从大局着眼的治国安邦政治谋略的高度重视。
    二、评论历史上政治人物的得失成败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十分关注历史上政治人物的得失成败。他读到时人评论项羽残暴、沛公（刘邦）“宽大”处，明确指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⑦ 读到《隋书》所记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等语时，断然写下了“蕴藏大乱”四字评语⑧。从毛泽东画龙点睛的评论中，人们可以得到新的启示。
    毛泽东用“非政治家”和“高明的政治家”来评价项羽、刘邦，是从他们在“楚汉之争”中各自的思想、行事所作的最终的判断。项羽的力量曾一度发展到足以号令四方，但是他不能采纳别人正确的建议，尤其不能顺应民意，“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临死之前还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⑨。可见，这是一个悲壮的英雄，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与项羽不同的是，刘邦则是一个善于用人，善于采纳别人合理建议和批评的人，所以聚集了大批人才，力量日渐壮大，终于成为楚汉战争中的胜利者，建立了盛大的西汉皇朝。此后，又能接受陆贾的尖锐批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于是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因此陆贾写出了《新语》⑩ 一书，一时间，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刘邦朝廷上的大事、盛事。这些都足以表明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隋文帝在结束南北分裂、重建统一国家方面，是一个有贡献的历史人物。但是隋朝为什么在“甲兵强盛”、“风行万里”（11） 的局面下，很快酿成大乱，二世而亡？史称，隋文帝是一个多猜疑，少学术，精于小事而惑于大局，以致“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甚至陷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的地步。唐代史家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2） 毛泽东说隋文帝时“蕴藏大乱”，实为惊心动魄的评论。
    此外，毛泽东认为梁武帝是一个过失甚多的君主，一是指出“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13） 二是指出“‘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14） 三是指出“使贪使诈，梁武有焉”（15）。梁武帝在位四十余年（502－548年），作为最高统治者，可谓集政治人物之弊病于一身，因而成为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