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发展对未来史学将产生什么影响，是当前国际史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以世界学术领导者自居的美国来看，芝加哥大学美国史研究的资深教授方纳（Eric Foner）于2000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以全球化为题发表就职演说，指出这一发展将使美国历史学家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以不同方式思考历史，称：“大约五十年前，Geoffrey Barraclough怀疑‘目光短浅地局限在单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们能否有效地阐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对于美国历史学家来说，今天思考这个问题尤显重要。”①在这位身任新世纪第一位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方纳看来，美国作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军事、经济和文化强国，将要回答全球化到底是向一个均衡化和“美国化”的世界演化；抑或发展成为多样性的社会变革，在全球日益频繁的文化和物质持续交流中如何与本土化合为一体？正如此次演说的题目，方纳神往的是“全球化时代的美国自由”。②当然，“美国自由”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当务之急，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弱势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更需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类涉及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仅以变动中的中国意象来看，相对于前天的中国、昨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已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强大的世界性力量，而非以往积弱积贫、拼命摆脱困境的老大衰败帝国。影响到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民间私下流传的一个黑色幽默，是一位小学老师对学生说：“我们中国强大之后，不再受人欺侮，也不会欺侮别人。”或许听了太多关于列强欺侮他国，中国被列强欺侮的历史，一位学生举手问道：“老师，如果我们不欺侮别人，怎么知道自己强大了呢？”
    全球化时代需要更为包容、多元和开放的中国历史研究。作为中国大陆历史学主流学术期刊的《历史研究》，早在2002年第1期就以“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为题编排了一组文章，编辑部按语称当前中国大陆史学面临“作为人文学科的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界定和关系问题，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立中国史学自己的话语系统问题”。③不过，令人多少有些难堪的是，中国大陆史学界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一篇回应这些问题的理论反思和探讨。学术犹如积薪，对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反思这一问题本身的历史。毕竟，相对于历史上的先秦、汉学、宋学、清代考据，乃至20世纪初的新史学各家，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进行“中国史”研究的问题上，1930年代形成了对我们今天影响至为深刻和全面的两个学术典范：一是1927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后，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汇聚陈寅恪、李济、董作宾、顾颉刚等人，形成了科学实证主义，或者说史料派的研究旨趣，是1949年建国之前，及此后台湾的主流学术典范；另一是1928年前后，以郭沫若、范文澜，及同一时期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陶希圣等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或者说史观派的研究取向，1949年建国后是中国大陆的主流学术典范。长期以来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这两个主流学术典范曾经冰炭不容，并影响到此后学者大都从二者的政治对立，或将之作为前提展开研究。1990年代以来，各种纪念性、缅怀性或总结性的论述，尽管尝试政治与学术的分离，但关注中心仍然是各自的学术贡献和影响，似还未走向一个交融会通的反思路径。鉴于此，本文不再着意于那个年代关于政治立场或思想观念的是非之争，而是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叩问今天全球化时代面对问题的答案和启示，以求将其作为未来学术发展的源头活水。
    一 种族、语言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切入角度
    将“中国”置于历史理解的中心，视之为万国史一部分的中国史研究，并非是中国学术的固有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相遇，那些早期抵达的欧美传教士、探险家和旅行者们最先提出的。因为曾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族群，历经千年沧桑却未像古希腊、古埃及文明那样消失，也没有像欧洲人进入印度之初，看到的只是一个社会，而非统一的政治实体，更不像他们熟知的欧洲历史自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出现的碎片化，分裂成众多封建邦国。④出于欧洲文化中心观的立场，那个时代的欧洲汉学家和思想家的普遍看法是中国长期封闭自锁、停滞不前，就像被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从不接触新鲜空气的木乃伊。⑤虽则，关于“中国”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广泛流行，历史上也早有六艺、经史、诸子百家，以及汉学、宋学、清代考据之学，但所谓“中国”只指中原华夏诸国的文化概念，讲述一家一姓、王朝兴亡更替的故事。1902年前后，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新史学》、《中国史叙论》等一系列文字，明确提出古代中国历史经历了“中国之中国”，前近代“亚洲之中国”，近代以来“世界之中国”，并称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所以，梁启超大力鼓吹书写国家、国民、社会、群体，即中国的历史，所谓：“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⑥
    由于自视晚清思想界、言论界的陈涉，梁任公虽鼓动人心地提出“新史学”的响亮口号，并“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⑦，却因杂事牵累而终其一生无法平心静气写出一部能够作为学术典范的中国历史。此后1910-20年代的四分五裂和军阀分立的政治乱象，也没有为学者提供重新书写中国史的必要条件。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历史学者鼓吹：“吾国学者，尤切望其整理国史，更进以搜掘古物，补正前史，以应西洋学者之寻求，而与中国史以适当位置，史学成立四千余年之国民乎！当不辜负此重大之责任也。”⑧可是作为偏隅江南的地方性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风夙称保守、稳健，根本没有统领重写中国历史的文化和学术能力及信心。再至1922年，由胡适、顾颉刚等人领军的北京大学国学门，虽也曾力图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做成系统的中国文化史，并称“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但同样让他们难展宏图的是，北洋时期军阀割据的政治格局，不仅未能调查较多遗存中国古代民族语言的各地方言，且对于安特生发现的渑池石器时代之遗迹，中国学者也从未“身莅其境”。⑨再至1925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吴宓聘请了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以及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回来的李济，尽管组成了当时国内最卓越的研究阵容，却也只是个人兴趣意义上的教学和研究，始终未能形成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团体之合力。时任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所助教的浦江清，在1928年1月14日日记中写道：清华主其事者均外交系中人，官派与洋派兼而有之，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也，研究院国学部“故三年来成绩一无可观”。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