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国民政府定鼎南京，随即议决由蔡元培主持创办中央研究院。最初，中央研究院没有成立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之机构的计划。由于傅斯年一再强调近代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并认为重写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更是中国人的责任，何况中国本有那么丰富的资料，遂使蔡元培同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11）其时，傅斯年被聘心理所筹备委员，后任史语所负责人，又任广州中山大学国文、历史两学系主任，胡适戏称为“狡兔三窟”。不过，在致胡适的信中，傅斯年充满期待地说：“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业已筹备，决非先生戏谓狡兔三窟，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12）果然，1928年10月22日，史语所正式对外宣告成立，即派遣了由董作宾带队的考古小组，赴河南安阳的殷墟进行发掘，并派助理员黎光明赴川边进行民俗调查。此后又派考古组长李济主持了殷墟第二次和以后多次发掘，并多次派出人员前往广东、广西、福建和河南等地进行民族、民俗、考古、人类学和方言学的考察和调研。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学术突破，史语所诸君的中国古史已不只是拓片上文字的研究，而是对实物（甲与骨）的观察，再由实物注意到地层，并参证其他遗物和比较国外的材料，进而揭示中国文献关于商朝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把中国的历史从周文王、周武王上溯到商汤以及其先王，保持了中国文明古国的地位。（13）傅斯年由此充满信心，称：“假以时日，使此研究所能为中国建立若干文史科学，则后之探河源者，必以为北辰韩愈，祭酒荀卿，昭然无他属也。”（14）
    王汎森等研究者早已指出，傅斯年揭橥的史语所工作旨趣，深受德国兰克（Ranke）实证史学影响。然而，兰克对史料的开掘之所以如此坚定不移，义无反顾，恰在于他矢志于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1824年，兰克出版了第一部名为《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的历史专著，关注16世纪转折期近代国家体系的形成，此后一生研究重心几乎都围绕着主要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晚年更想写作一部以民族国家兴起的世界通史。伊格尔斯写道：兰克强调的新的历史科学中，看起来有一种悖论，学术的专业化一方面要求严格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历史学家起到政治的和文化的作用，因为“科学化的发展要求历史学家们深入到档案中去寻求证据，以便支持他们民族主义的阶级的成见并从而赋给它们以一种科学权威的气氛”。（15）此外，曾游学于德国的傅斯年还认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16）如果考虑到不仅傅斯年，其时治中国史的主流学者，如陈寅恪、顾颉刚、李济等人也都将研究重心集中在语言和种族的议题。倘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后德国思想学术界的发展，即面对其时政治上四分五裂，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德意志各邦，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2 Wilhelm Grimm，1786-1859）赫德（Johann Gotffried Herder，1744-1803）等一批德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强调从语言-种族意义上展开对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研究，以求由此推动政治上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17）
    不同于傅斯年等人以语言-种族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范式，此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强调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其时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一位是在1930年1月将自己在1928年至1929年期间发表的五篇关于中国古史讨论的文章，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的郭沫若；另一位是积极参加193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于1934年12月创办《食货》半月刊，也鼓吹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书写中国社会史的陶希圣。（18）尽管两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将自己定位于对以语言-种族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反叛和挑战者。郭沫若对傅斯年的老师胡适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称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支配了几年，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19）陶希圣在晚年写道：“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我在北平各大学讲课及演说，又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讲课及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两者格格不入。”（20）
    基于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郭沫若认为讨论中国历史的起源，先要弄明白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从哪儿开幕。通过对罗振玉收集的卜辞及殷墟考古挖掘报告，郭沫若具体考察了商代的渔猎、祭祀、婚姻制度、货币、贸易，以及奴隶名称、奴隶身分之升迁、奴隶来源、王的谥号，以及兵器、用器等，推定商代的经济生活方式主要是农业，并有繁盛的畜牧业和手工业，断定中国在殷周时期出现了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捩。殷代已到氏族社会之末期，一方面氏族制度饶有存在，另一方面则是阶级制度已逐渐抬头。对于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关于周人制度创新的著名论断，郭沫若评价道：“其说大抵近是，然此乃时会使然，即经济状况发展到另一阶段，自不能不有新兴之制度逐渐出现。于理非一人一时之所能为，于事亦实非一人一时之所能就。”（21）与郭沫若多少有些相同，陶希圣也曾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与欧洲大致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并聚焦于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不过，至1932年前后，陶希圣开始强调细致和具体的研究，而非热衷于理论论战。用他的话说，经过四年的社会史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见解已多，希望减少短篇论文，“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22）由他创办和主持的《食货》杂志，1934年12月至1937年7月共出版了61期，发表了300余篇大小论文，除少数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的翻译和作为社会史讨论之余绪的中国社会形态讨论外，绝大多数是具体社会史及经济史研究，迥异于作为当时主流学术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较多刊载文化史论文的治学意向。（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