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事物与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历史的主体是人。
    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路径。重视历史，必须进行历史学探究。而历史学探究又是一项综合工程，其中包括：取材、分析、形成思想、得出结论等系列过程。这一过程与科学的研究过程完全吻合。所谓历史学并非科学且“无用”的观点是站不住的。
    从事历史学工作的人需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个训练包括：文献如何解读，思想如何形成，文字如何表达等。历史不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随意解释的“玩偶”。历史学需要真实，是在求真基础上的思维活动。“可以随意解释历史”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从历史学的训练层面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的训练模式与政治家的决策具有一致性。所以，许多政治家特别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关注历史的作用与历史学研究的成就，这是有道理的。
    历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且变化不断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众多，内容庞杂，但其核心还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史。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明天的历史。虽然这句话不够全面，但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白寿彝先生说：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刘家和先生说：历史是现实政治运动发展的轨迹。这些都告诉我们，历史学研究的是大问题，是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大问题。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必修课程。
    古往今来，谈论历史学价值的学者很多，作品也不少。但阐述历史学之管理价值的却寥寥无几，本文选择下述四个方面来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目的就是想以此来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与关注。
    第一、历史学是一门能够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恩把历史学放到“唯一的科学”这样的高度，说明历史学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从维科的《新科学》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在探究和思考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定势；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到司马光“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也都是在探寻历代的“成败兴坏之理”。他们的作品也确实回答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众多成果也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入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
    马克思的发现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阐述了众多意识形态、社会活动与这一客观基础之间的关系。这一历史规律的发现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为了解社会问题奠定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为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执行政策规定了行为准则。把握这一规律可以帮助管理决策者更好地科学决策；帮助民众更自觉、更积极地参与现实之社会建设。
    第二、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但这些真理只有通过研究历史才能揭示。惟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开阔的视野下观察事物的发展；惟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定位政治家的功绩。人们通过历史科学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历史能为现实所鉴，为社会服务。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等都是先人们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是历代管理者治国智慧的高度总结。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通·史官建置》中曾这样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跷，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历史学所具有的“断是非、惩恶行”之功能不言自明。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也说：“往事研究特别富于教益，富于成效，因为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档案中可看到各种各样的范例。你可以从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能够模仿的榜样，也可以从中察觉到源自起点的或过程中与最后的失误，并将之杜绝。”② 惩恶劝善既是对史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学重要功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