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客观的历史不可重演，但在科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可以复制，可以传授。其一旦为管理者掌握，就能发挥无穷的作用。
    第三、历史学是管理之基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其研究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而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知识与福利。因此，历史学研究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但常常也是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学术问题。学习历史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③；可以使人在运动和发展中明确方向，定位自己，定位自己的行为；可以使人在矛盾中分辨主次，看清大势，把握发展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同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处也有过阐述：“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⑤ 历史学正是研究和阐述人们在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已有基础，管理者若能了解社会现实活动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制定有效的政策，就能更顺利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每个人或单位都跨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今天的决定既受制于昨天，更对明天的发展起重大的规定作用。优秀的管理者应该从历史的视角思考问题，承担历史的责任。
    第四、管理的主体主要是人，提高人的精神创造力是管理者的重要责任。而历史学正好也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能给管理者提供生动的事例、丰富的精神食粮。李大钊说：“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⑥ 这种精神食粮对管理者有教育之能，对被管理者也有示范之效，给人信心，鼓人奋进。充分利用历史学的育人功能，培养民众的自觉与自律意识本身就是管理的核心内涵，是管理者增强凝聚力、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途径。
    总之，现实管理与历史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通性与互补性。现实的管理可以为历史学提供大量的素材，而历史学又可以为现实的管理提供成功的经验，帮助其合理决策，科学发展。历史学和管理的结合既是社会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它将有助于人们自觉地总结昨天、把握今天，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未来的发展。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② hoc illud est praecipue in cognitione rerum salubre ac frugiferum,omnis te exempli documenta in inlustri posita monumento intueri:inde tibi tuaequae rei publicae quod imiter capias,inde foedum inceptu,foedum exitu,quod vites.李维：《建城以来史》，序言，10。
    ③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
    ⑥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