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缘，需要回顾和反思“六十年”来的史学。所谓“六十年”，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历史分期的见解，学术史、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同①。史学史当然也属于学术史的范畴，不过1950年以后的中国史学确可见很多明显的不同，变化的一面似超过继承的一面，所以这一分期或可以适用于政治和学术双方。
    在60年的时间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几年处于非常状态，正常的学术活动难以为继，无需人为划分，史学研究便自然形成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三个阶段。文革期间学术出版发表基本停滞，即使有实际的研究，也未能公之于世，基本可以存而不论。从温故才能知新的视角看，要真正了解近“三十年”的史学，特别需要整理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状况。
    本文试对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反思。这一时段的中国史学，已有一些总结性的论著涉及②，但多采取分类叙述的形式，学界似尚未形成整体的共识，需要继续探索和了解的方方面面仍然很多。由于既存研究尚不理想，凭借不足，本文不可能也无意系统论述“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仅侧重其体现转变与延续的一些面相进行考察。
    实际上，以有限的篇幅讨论“十七年”的研究，也只能避实就虚，用举例的方式提出一些可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文中具体的讨论可能详略不一，有的仅点到为止，有的会稍微展开。大体上，本文讨论的多属个人平素阅读的感受，是自己较关注、也多少思考过的问题。那些虽重要而自己并无心得者，罗列出来会显得更全面也更均衡，但对读者和作者都无益处，亦非本文所欲言。
    “十七年”里，50年代（以下使用这类“年代”的表述，均指20世纪）最初几年跟此后十余年也有相当的不同，不妨再分为初期的过渡和后期的发展两段进行考察。当然，两段之间很难进行严格准确的区分，大体以各类学术建制的成形（包括改换和新建）为标志，约在1954-1957年间，此后便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发展时期了。本文更侧重一般论述较少的“十七年”初期的过渡（“十七年”间确实有很多共性，关于初期的论述有时也会逾越到后面），后期的发展则通过与“三十年”的对照简略考察，最后反思“十七年”史学的整体失语造成学统中断后出现的一些诡论性（paradoxical）后果。
    一、“十七年”初期的过渡
    50年代的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期，新当政的中国共产党比既往的执政者更注意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领域的掌握；历史更受到特别的重视，中共中央在1952-1953年还成立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一党内机构③。因此，50年代前期史学的发展受外在时势的影响比其他时段相对更大。1950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随后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再稍后以涉及面宽广著称的胡适批判等，都对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④。
    另一方面，各类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1949年1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次年起陆续建立三个历史所和考古所⑤；1951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史学会，随即开展活动⑥；1952年高等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重新组合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系⑦。这些自上而下的努力，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型办事特色，对史学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
    而史学专业刊物的创办则显得相对多样化，考古所于1950年将原中研院史语所的《中国考古学报》复刊，1953年改名为《考古学报》；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的内部刊物《文物参考资料》也于1950年创刊，1953年改为月刊，1959年改名为《文物》。其余则可见明显的地方特色，《新史学通讯》是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中国史学会的初期名称）河南分会于1951年1月创刊，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历史教学》也于1951年1月由李光璧、张政烺、杨生茂等中青年京津史学同人创办，1952年第7期起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山东大学创办于1951年5月的《文史哲》，可能是当时最早的大学文科学报，在史学方面影响很大。
    可知除文物考古方面的不定期刊物外，那段时间不多的几份史学刊物都带有地方特色，与一些学者个人兴趣和努力相关（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史家嵇文甫和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史家华岗与《新史学通讯》和《文史哲》的创办有直接关系）。较能体现“中央”色彩的，是1953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和1954年2月创刊的《历史研究》。前者初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北大历史系和北师大历史系轮流主编，后较长时期里由北大历史系单独编辑；后者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办（其余学科的刊物则多由相关研究所经办），迄今为止似乎仍是唯一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单一学科专业刊物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