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年代的西方（特别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曾对历史诠释中“国家民族”（nation）与“阶级”之间的紧张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包括在具体层面处理“国家民族”在历史诠释中的地位等马克思未曾处理或“解决”的问题（20），这些研究对其他学者也有较大的影响。“十七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少进行上述面相的研究，故中国学情与西方相当不同。“国家民族”观念在西方已渐被视为对历史研究的束缚（21），而在中国大陆，明确以这一观念来处理历史问题者未必普遍，遑论控制性的束缚——“王朝体系”打而不破，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当年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因牵涉到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定义，同样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从学术层面言，那一讨论与今日国际学界非常关注的族群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范文澜以《礼记·中庸》所说秦统一后“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对应斯大林关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共同体这一界定，从而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中国也同时成为统一国家的见解[22]，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睿见。
    大体上，整个20世纪关于“民族”的思考，包括近年受到较多关注的“想象的共同体”一说，都是以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为基础的，与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直接的关联。范文澜的见解直接挑战了所有这些理论，故其意义远不止于“汉民族的形成”。他已提供或未曾提供却实际存在的论据，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群体认同”等近年关于族群的新思考（即使持民族建构说的学者，也并不根本反对共同语言等几个“共同”与民族形成的关联，惟处置不同）。
    其实范文澜已经表述得相当“退让”，如果不认为关于人类的道理都只能依据某些地域经验所产出才算“真理”，或放弃人类社会中的“民族”只能产生于某一时段的定见，则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条件未必就真“特殊”，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也未必就很“独特”。且不说相关人群的数量和地域的宽窄，一般情况下，似不必以时间上后出者为正常和普遍，而让先已存在的反成为特例。
    史学可能是各学科中特别能抵制“理论”者（22），故史家对本学科和他学科的各类理论都不妨持更开放的态度。不过也不应忘记，理论可以帮助和指导我们认识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若发生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冲突时，就绝不能用理论来否认实际存在，而应根据构建理论者过去未曾认识到的实际存在（或关于这些存在的知识）来修正理论。范文澜关于“民族”的见解和论证不一定都对，甚至可能都不对，但其提出的思路，到今日还具有启发，可以引起我们对民族及其形成问题的进一步反思。
    从上面几例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学者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在中国既存的取向，或追随讨论一些“新兴”问题而不知这些问题曾为中国学者所争论，体现出自身学统的明显中断。其实不仅上述三例，“五朵金花”中的其他问题，以及“十七年”间侧重的另外一些问题，都有相类之处，不过为我们所视而不见罢了。简言之，那些年所讨论的各类问题，当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不同看法和争论。从他们争什么和怎样争，既可以看出昔年学者关注之所在，并了解和认识他们思考的轨迹；也可能发现既往研究与今日论述的关联，甚或在研究思路上得到意外的启发。
    注释：
    ①侯先生以为，中国近代史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标志，故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应从康有为开始。参见黄宣民为侯外庐所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撰写的《后记》，416-417页。
    ②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2期；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6期；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参见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43—45页所附的该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④本节较多参考了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795-820页），谨此致谢！以下一些基本史事，也多出此，不再出注。
    ⑤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设近代史所和考古所，1954年设立历史研究一所、二所，1960年合并为历史研究所；1959年设历史所世界史组，1964年独立为世界史所。各所均于1977年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
    ⑥后来非常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就是由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的。
    ⑦与院系调整密切相关的，是高校教学计划的修订。据向达的总结，综合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是参考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课程的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修订的，课程分理论修养、工具训练、基础课程和辅助课程四大类，是一律必修的“基本训练”。参见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光明日报》1953年10月3日，6版。这样的教学计划全国统一实行，后来时有调整，但大体框架维持了很久。
    ⑧1950年改为学术性月刊的综合杂志《新建设》，那时也时常刊载史学理论文章。
    ⑨不过，至少向达的感觉是：自1952年后，此前活跃的中国史学会“就此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所以这几年来的历史科学工作是在无组织无领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
    ⑩《中国史学会昨在京举行成立大会》，《光明日报》1951年7月29日，3版。讲话全文见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5版。
    （11）据说华岗当时对《文史哲》每期稿件都要亲自审定，还帮助老教授和青年教师修改文章。参见乔幼梅：《华岗与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文史哲》2003年3期。
    （12）好多年后，郭沫若还试图为其说话，以为“考证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有人要搞，我认为也可以由他搞去，这总比什么也不搞要强”。他明确了“这种做法不能提倡，不能把很多的人力放在这些方面，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但也指出，“这些琐碎的东西，说不定有时也用得上。例如在历史博物馆里要挂洪秀全的像，那就用得上了”。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4月8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