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运动不仅仅是思想推动的，但不能缺少思想的参与。在利（经济因素）、力（政治因素）、礼（社会文化因素）、理（思想因素）等构成的历史综合动能中，思想理论或明或暗、或浓或淡，但总是伴随历史行进。章开沅先生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广摄各个领域，思想领域亦为相当突出的一部分。
    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进入章先生的研究视野很早，20世纪50~70年代，他就曾发表、出版了《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维》、《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等著述。新时期以来，章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宏富，除出版《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等专著外，还有数十篇学术论文陆续发表。
    本文主要以这些成果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论题为线索，来体会章先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路径、问题意识、分析方法和学术风范。①
    一、大时代与大思潮
    大时代必有大思潮。广义地说，近代中国整体上就是一个文明内新和转型的大时代，这个时代的大思潮包括活跃纵贯于各阶段的“常”、“变”之争，“主义”、“路线”之争。狭义地说，世纪之交的辛亥革命时期，乃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里面的大时代。因为这个时期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卖国与反卖国的斗争，伴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空前激化；中华民族是上升还是沉沦的课题，挽救国运是凭血气还是凭智慧的选择，伴随着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而空前凸显。在这样的时代，革命民主思潮的勃兴，顺乎情，合乎理。
    章先生在广义的大时代思潮方面，很早就开始进行研究。“文革”前的《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维》就专门讨论了“同光中兴”时期在边疆危机、洋务新政、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等环境下促成的进步知识分子维新思想，对于他们批评传统轻商观念首重发展工商业，对于他们随之主张议会制度来保障工商业而产生的民主意识，给予了足够的评价。不过章先生考察近代思想史的重点，还是具体放在狭义的大时代思潮方面。其《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出版于“文革”时期，在当时极不正常的学术氛围中，仍最大限度地坚持自己唯实的学术探索。“文革”结束后，思想禁锢打破了，更有条件继续拓展这一研究。正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章先生主要聚焦辛亥革命整体研究，自然会扩大和深化考察此一时期的社会思潮。
    章先生对辛亥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大致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此际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和特征。1905年在辛亥社会思潮的形成中具有界标的意义，已成学界“定论”。章先生经过研究，发现1905年的界标意义其实是建立在1903年界标意义之上的，“癸卯年（1903年）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的一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新觉醒至关重要。章先生指出，这一年“经过‘拒法’、‘拒俄’和《苏报》案三次斗争，人们迅速加快了政治觉醒，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边疆，反对清朝政府出卖领土主权，进而直接反对清朝政府自身”；文明排外观念勃兴；“民权革命的思想仿佛清新的春风一样吹拂着祖国的大地”。1905年革命民主思潮的兴盛，正是这些新觉醒合乎逻辑的发展。“过去，我们比较注意1905年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却不免忽略了1903年国内革命知识分子与维新派的诀别以及对保皇派的批判，也没有明确肯定1905年以后大论战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在1903年已经全部被提出，这样就不可能更为全面地把握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演变进程的内在联系。”②
    章先生不仅在辛亥思潮的界标问题上提出新见，在思潮策源地问题上也独具慧眼。后一方面，以往学界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运动及其对国内的辐射，不太留心国内自发的思想运动。章先生研究发现，1903年勃兴的辛亥时期社会思潮，起点就在国内，而且江浙地区就是“20世纪初年国内革命思潮最为重要的策源地”，其作用比之中国留日学生毫不逊色。他们创办刊物、举办新式教育、鼓动学潮，“不仅直接为1904年各地革命小团体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而且也为以后同盟会的建立创造着条件”。③
    关于辛亥时期社会思潮的内涵，章先生的研究揭示出三重特征。一是对呼啸而来的新世纪有敏锐明确的判断，充分认识到那是一个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时代，在此时代中国民族危机将更趋严重，但同时他们深信中国将经得起危机的考验，并将趋向于进步。二是对苦难祖国有痛切的认识和剀切的态度，他们爱之深，责之切，一面揭露民族弱点，一面灌注时代精神。三是爱国意识与爱乡意识紧密结合，主张爱国自爱乡始、从治乡走向治国，既激励乡民献身祖国，也提出破除省界共救时难。这种浓厚的乡情意识不仅是怀乡之思的自然流露，而且是新的民族觉醒的表现。④
    第二个方面是辛亥人物的国魂呼唤和陶铸。章先生以历史学家的睿智眼光捕捉到辛亥时期社会思潮中一些特有的关键词，“国魂”即其中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呼唤荡气回肠。章先生指出，这有其必然性，“它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相激化的产物，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因为“革命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而且更需要国魂”。⑤事实上，“在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夕，国魂问题的郑重提出，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个表征，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达到了新的水平”⑥。以灵魂比喻民族精神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但辛亥志士的国魂讴歌不同于以往，而注入了时代内涵：一则吸收了戊戌时期以来改良派已经提出的“民力、民智、民德”等近代国民精神，一则将这种精神与改良派所力图避免的革命道路和共和国方案结合起来。⑦这就使国魂有了新旧之分。“旧魂，在他们看来，包括奴隶魂、仆妾魂、囚虏魂、倡优魂、饿殍待毙奄奄一息之魂、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总之，无非是反映着已经结成反动文化同盟的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新魂，在他们看来，包括山海魂（探险精神）、军人魂（勇武精神）、游侠魂（重然诺，轻生死）、社会魂（经济革命）、魔鬼魂（秘密运动）……总之，是为振兴中华所必需的进取、革新、勇敢精神”。⑧世纪之交呼唤的国魂实质在于摒弃旧魂，张扬新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