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先生将时人所谓新国魂的基本精神归结为民族主义，揭示出这种民族主义不是义和团式的，而是既不笼统排外，也与专制不相容的新型民族主义。⑨对于时人铸国魂之法，章先生总结为：结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全局激发使命感和紧迫感；用寻根式的方法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民族感情；发掘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来激发民族自信和自豪，增进国民爱国的热肠；把爱乡作为爱国的起点。⑩这就反映出思想精英们将自己取得的社会认知落实到国民觉悟中去的努力。
    第三个方面是“排满”思想的本质与局限。“排满”是“国魂”之外章先生捕捉到的另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在之前已经被学界注意，并且做过不少评断。章先生的新贡献，是结合客观的历史条件，观察这一口号在当时的不同面相，更有说服力地重新论定了“排满”的精神内涵。
    针对国内外学术界将“排满”笼统贬之为种族主义的倾向，章先生提出，认识“排满”，要看到它是近代中国整体民族运动新阶段的重要表征。世界民族运动有三种形式：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即民族形成过程；东欧民族国家形成后内部发生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非欧洲地区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反对殖民压迫的民族运动。中国属于第三种。近代中国一切民族战争、农民起义、政治革新、企业兴办、改良运动与革命斗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民族运动面临的殖民主义是以年深日久的封建主义作为社会基础的，“排满”应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求得合理的解释。
    章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1900年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分界线，在此之前以农民为主体，比较活跃的力量是开明地主阶级和士大夫；之后农民仍为主要社会基础，但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最活跃的力量。在一切改良方案都破产了、一切善良愿望都遭到冷酷的践踏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认识到只有推翻“洋人的朝廷”，中国才会复苏生机。资产阶级革命派借久已有之的“排满”旗帜点燃人民推翻清廷的热情，但“排满”的内涵已经与昔日“反清复明”有本质区别，染上了新时代的色彩和图案。革命志士所提出的“排满”口号，一开始就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连接在一起，是穿戴古人衣冠扮演近代角色。“排满”反对的不仅是清廷的统治，而且也是清廷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之所以采取“排满”而非“排外”，是策略的需要。资产阶级革命派无非是“以排满为名”，而行“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之实。
    以上观点在章先生的《“排满”与民族运动》（11）一文中得到系统发挥，实际上在这一论述中已经将“排满”的精神本质比较充分地揭示出来了，因而也成功地扭转了“排满”在历史词典上的颜色和地位。但历史学家的研究，从不囿于为历史角色翻案或进行表彰，章先生在阐明“排满”进步内涵的同时，也不放过对其政治文化等方面弱点的剖析。他在《“排满”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指出，“反满”有效地鼓动了革命，却留下了长期的后遗症。这个口号以民族主义取代皇权主义作为革命的精神纽带是合理的，但由于袭用了夏夷之辨的形式，且夹杂着一些陈旧宗法观念，冲淡甚至压倒了必要的民主启蒙教育。革命者固然自始倡导民主主义，但要么由于他们内心旧传统积淀较深，或者担心自由民主妨碍革命纪律；要么由于为了民族革命，他们与改良派陷于内耗抵消了彼此在民主启蒙上的努力，国民中的民主主义文化心理结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也成为“五四”及以后民主与科学声浪反复高涨的原因所在。
    章先生对历史运动中的思想角色做出了平实的估量。文中多处提到，辛亥思想精英过分看重知识分子的力量而忽略了社会群众，过分看重思想的作用而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后来革命的失败跟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多少有些关系。但同时，章先生也不同意看低精英的力量和思想作用，强调新知识界的思想努力，“与那些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壮烈场面相比较，可能并不怎么倾动宇内。但正是通过他们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涓涓细流逐渐汇合成长江大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中也凝聚着这些志士的心血”（12）
    二、时代变迁中的思想者
    辛亥思潮属于辛亥时期，但其意义不限于辛亥时期。章先生始终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看做鸦片战争以来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斗争的更高阶段的继续（13）；并且将后来五四思潮的发展看做辛亥思潮延伸——对辛亥思潮半途而废的宗法传统文化批判的延伸。这就连接到章开沅先生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论题，即对近代知识分子尤其思想人物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思想轨迹的考察。
    在考察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的过程中，章先生关注到章太炎、孙中山等重要人物文化观的演变。章先生认为章太炎尽管对辛亥革命参与甚深，总体上却是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在1903年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献中，章太炎明显显示出进化论的立场和除旧布新的文化意识。但经过三年狱中生活，“研诵佛学，晨夜冥思，对宇宙、对社会、对文明、对人生都有了更深一层的看法”，对西方近代文明开始有理性批评。“章太炎对于近世文明弊病的批判尽管有其精粹之处，但其思想体系仍然未能摆脱伦理中心的传统格局，加以他往往习惯于用某些陈旧的道德观念来评判当代事物，这就更加增添了他的著作中的怀旧情绪与复古色彩。”（14）到辛亥革命后，由于对革命的失望与对现实的不满，更逐步回归到儒家的道德立场。孙中山的人生经历迥异于章太炎，少年时代求学海外，投身革命基本也在海外奔波，传统的包袱很小，但其文化观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早期他主要看重西方文明的优胜处，有全盘西化倾向；伦敦蒙难时期的广交博览使他认识到西方世界并不完美，转向融贯中西文化，注意力也逐渐从西方转向东方；（15）辛亥革命时回国对国情有了直接了解，且面临传统势力的直接包围，对传统有不少妥协；（16）十月革命后将世界区分为压迫与被压迫两类民族，认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不可逾越的，但民族主义不是最后目的而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基础。而世界大同主义，基本的思想资源就来自传统的儒家思想。晚年的孙中山主张恢复中国传统道德，弘扬王道和大同理想。（17）这些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都经历了由离异到回归的曲折历程：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