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时，欲寻觅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大家推举汉代专家杨树达。杨树达通晓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但如果有人问他汉代发生过什么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他会不知如何作答。因此，杨树达教授一年之后，仍不能“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蒋廷黻不禁感叹道：“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①193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陈述致函所长傅斯年时也提到：“略窥老旧史家与今日史家之异趣，似旧日多以书为本位，现代则多重历史问题。”②
    蒋廷黻和陈述的这种观感不仅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治学路径的差距，更隐约显示出文献学与历史学两种学科的歧异，背后蕴藏着一个学科定位问题。在“五四”以来中国学术重新定向的语境下，在追问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历史时，妥当调停和处置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古典学术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的混沌不分
    自先秦至近代以前，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③因此，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这首先归因于经学的指示和型范作用。据《史通·补注》所述，儒家经学研究中多采取训诂传注的形式解释经书。至古文经学派出现后，开始使用考证的方法治经。古文学家对经书的注解方式，包括文字的训诂校勘，名物制度的考释辨析等。古文学家对经书注解所涉及到诸多知识门类，有目录、版本、校勘、辨伪、文字、声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数学、音乐、古器物，甚至农、工、医等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也包罗其中。经学实际上成为一种综合性、基础性学问。由于经学是传统古学的中坚，为一切学问之模范，史学研究自然也受其支配和左右，学者移治经之法以治史，遂形成一种强调文本批判、以书本（主要是史书）为中心的史学范式。“借鉴儒家经书注解形式转变而来的史注，一般包括训释校勘文字，诠解名物制度典章，以及对史料、史实的考订、辨证、增补、评论等。”④文献整理工作也是以经学文献为先导、为主体的，经学方法自然居于核心地位。由于方法和对象多有重合，到汉代，历史研究与文献整理已密切结合在一起。历史文献构成古典文献的大部，史料考辨也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⑤因此，由于经学的统领整合作用，文献学与历史学实际上融冶为一炉。
    在经学研究的制导和示范下，中国史学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史考传统也直接促成了历史学与文献学的交叉重叠。中国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演生出一些相对固定、清晰的学术传统。一是著史撰史的传统，它是以一定的思想观念为旨归，或贯通上下古今，或总括一代之人事，是一种综合性工作。二是考史注史的历史考据学传统，或可简称为史考传统。史考不作系统性的大规模著述，而是专门从事具体史书史实的注释考订。与史撰工作关注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本身不同，史考工作聚焦于历史的记录，即史料和史书。史考观念大概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说法。公羊、谷梁、左氏传注《春秋》，既有对《春秋》书法的注解，又有对其中史事的考证。三国时谯周撰《古史考》25篇，对史记中的史实错误进行订正，开考史专著之先河。史注中的名作首推南朝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其注对《三国志》原书进行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对有关三国的文献史事，颇下了一番广集博采的搜考功夫。历史考据学的真正发达是在宋代，这一时期对史料的考订批判达到一个新的水平。⑥司马光写定《资治通鉴》后，自为《考异》30卷，为考史之模范。史考之业至清乾嘉而大盛，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乃其荦荦大者。他们研究版本、校正文字、阐明训诂，考求其中的天文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内容，解决了不少疑文晦义。乾嘉学者对旧史的清理，不但为利用史料史书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还完善了考证的方法和工具，史考传统由此臻于极致。
    作为史考传统的集大成者，乾嘉学派的主要功绩就在古籍整理方面。胡适把“乾嘉汉学”的主要业绩概括为“有系统的古籍整理”⑦。他说：有清三百年的主要学术业绩是“整理古书”，“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⑧。毕生致力于古文献研究的顾颉刚感受则更深，他说：“我们现在考辨古书，为什么成绩能比宋人好，只因清代三百年的学者已把古书整理得很清楚了，我们要用好版本，有；要用好注释，也有；要寻零碎的考证文字，也多得很。清代的学者辛辛苦苦，积聚了许多材料，听我们用。我们取精用弘，费了很少的功夫即可得到很大的效力。”⑨即便是唯物史观派学者翦伯赞也一再指出：在清代，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书或史书，大部分经过了一番考证，对于各种史籍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引，钩沉辑佚，考异正讹，纠谬质疑，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⑩乾嘉学派“对于史学的贡献，也有不朽的劳绩，特别是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不过，他们的努力也就止于史料的整理而已。”“所谓乾嘉学派的史学，其全部内容，就是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而史料之考证与整理，又偏于文献学方面。”（11）一言以蔽之，“到清代，乾嘉学风盛行，研究整理古籍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12）
    总体而言，在整个传统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史撰和史考平行发展，并行不悖，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也还是比较协调的，没有出现分化的迹象。乾嘉时期史考学的过度膨胀，似乎只是少有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