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成熟：1980年代以后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流
    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或以考据为止境，以史料代史学；或贬低文献史料工作，讥之为钻故纸堆、雕虫末技，二者形成一种紧张关系。直至1980年代，文献学与历史学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因此，二者呈现出一种良性发展的态势。
    1949年以后，古籍文献整理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但地位已大不如前。它是作为文、史、哲诸学的末端和下层而存在的，处于边缘的位置。1958年，在“厚今薄古”的口号影响下，其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古典研究受到空前的蔑视和冷落。为扭转这种非常局面，1959年北京大学新设“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材，主要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正如作为筹备人之一的翦伯赞所说：“这样一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提到了它应该受到的重视的地位”（29）。文献学开始逐步走上与历史学分途发展的道路。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因“文革”中断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恢复。1981年9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为整理出版古籍提供了政策依据。1981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工作，由李一氓任组长。次年3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根据中共中央“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高校”的指示精神，1983年9月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人才培养工作。主任委员周林，副主任委员白寿彝、邓广铭。这样，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有了两套系统。短短几年内，古籍整理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30）
    首先，古籍出版数量上升，系统性增强。据《古籍图书目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年至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4300种，是此前32年古籍出版总量的1.9倍。以历史古籍来说，1980年出版30余种，1981年出版60余种，1983增加到120余种，呈直线上升趋势。（31）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古籍整理出版还体现出系统性。继《二十四史》标点本出版后，正陆续出版一套“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与之相配合。就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来说，到80年代中期差不多完成了全部配套出版计划。这样，古代史书三种最重要的体裁都有了经过整理的新版古籍供治史者利用。此外，“会要体”、“典制体”等较为重要的体裁的史书，也陆续出版。至于门类繁复、数量众多的历史笔记也累计出版了几十种，为唐至清的史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32）古籍整理出版越来越系统化、系列化，水平大大提高了。
    其次，出版古籍的机构不断增加。以前的古籍出版工作几乎为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所独有。1980年代以来，一些省市的出版社也加入进来，古籍出版的力量日益壮大。像山东的齐鲁书社、湖南的岳麓书社、四川的巴蜀书社、安徽的黄山书社、陕西的三秦出版社、辽宁的辽沈书社等地方性出版社，都是古籍专业出版社。（33）出版社的增多、出版能力的增强，为古籍整理研究的成果输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最后，古籍整理研究的机构进一步扩充，专业人才不断增加。以往的古籍整理，基本上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状态，没有固定的组织。进入80年代后，高校系统内成立了20多个古籍所。这些古籍所初步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古籍所还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大量中青年专业人才逐渐成长起来，缓解了以往青黄不接的局面，确保古籍整理后继有人。（34）人才培养成为高校古籍工作的重点内容。
    可见，经过数十年的积聚，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已经逐渐走上了专业化、规范化的道路，它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独立学科。
    古籍文献涵盖面甚广，不以史学为限，但古籍文献与史学研究的关系至密。“史实要靠史料来保存，古史的主要史料保存在古籍中，古籍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直接影响史料价值的高低，所以认真研究历史的人特别重视对古籍的认识和整理。”“整理古籍，无形中成为研究古史的一个先决问题，而且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35）众所周知，中国古籍以史书为大宗。1949-1988年间，出版古籍4511种，其中历史文献1338种，占三分之一以上。
    民国年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所塑造的历史学尤其是他们引领的史料考订之学，完全可以归并到当下的“古籍整理”学科中来。也就是说，目前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专业所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以及与这种“古籍整理”相关度较高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等，曾是胡适、顾颉刚等人工作和成就的主体部分。他们的主要功业是传承古典学术，并以“历史的方法”从事文献年代的考订和相关史实的清理，煌煌七大册《古史辨》，是这一方面业绩的结晶和标志。（36）他们虽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
    另一方面，就历史学本身的进展来看，与以往史学与史料学混合不分相异，1949年后史料学的独立意识日益觉醒。建国初顾颉刚就认同“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的看法，（37）认为应当在“以书籍为主体”的传统考据学基础上“正式建立起史料学来”。而“史料学的目的，是从资料的来源和它的真确性以及作者的时代和他的环境等等问题来揭示出每一件资料的本质，认定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以便人们根据了这样的分析，进一步综合某一时代的资料而得着正确的历史知识”。（38）1954年，郑天挺在南开大学尝试开设“史料学”课程，注意区分“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39）他进而把“史料学”从“历史研究法”、“史学方法论”中明确独立出来。郑天挺认为，正因为史料不等于历史，史料学才得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因为需要对史料做大量的工作以服务于历史研究，史料学也需要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40）从历史学科中分化、剥离出来的史料学成为现代文献学之滥觞，并担当文献学的主力之一。
    所以，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史料考订之学并没有熄灭，而是有了明确的学科归属，终于修成正果了。它与历史学分流，另起炉灶而为文献学一科。落户于文献学的史料考订之学已经独立化、专门化了，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价值理念和技术规范，拥有自己的领土，基本实现自治。文献学是一门工具学问，与文、史、哲诸科不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它涉及多个领域，很多学科都有文献整理研究这样一个基础层次。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不必依附于史学，或试图吞并史学，已经成为史学友好的邻居而不再相互攻伐了。这或许是史料考订之学的理想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