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以历史本身为轴心的历史学探讨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与文献学的扎根传统相反，20世纪以来从梁启超发端的历史学大幅度移植了西学资源，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尤以社会史为大宗。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唯物史观派跟随其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历史体系，注重对历史进程的宏观考察。1980年代以后复兴的社会史学更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为中心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人和人群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相互间的结构和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大体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就社会结构而言，主要包括人口、家庭、宗族、社区、职业、阶级、社团、帮会、教派等；就社会生活而言，除了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之外，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生活，以及病态社会生活，如赌博、吸毒、娼妓、乞丐等。（41）近年来兴起的“新社会史”则对历史活动的精神心态层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目前社会史领域产生的大量专题成果涵盖了往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以追寻社会历史本身的面目为鹄的，其中弥漫着对实在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热切关注。可以说，社会史已成为当代历史学的主流。
    总之，在现代学术分科的格局下，由于研究对象（历史活动/历史记载、书本/历史）的差异，文献学与历史学具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各有归宿，各得其所。文献学致力于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历史学则聚焦于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二者不再是争夺同一条河床的两股巨流，而是拥有了各自的生存空间。但这并不意味渊源甚深的历史学与文献学从此分道扬镳、互不往来，而是应当在学科分工独立的前提下谋求更深入、更高层次的联合和对话。这与前科学时代传统的混合状态不可同日而语。目前，文献学与历史学正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注释：
    ①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9—130页。
    ②《陈述致傅先生函》，1938年2月25日，傅档，Ⅲ：230。转引自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998年版，第508页。
    ③参见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2004年版。
    ④葛志毅：《史学方法论与传统考据学》，《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1期。
    ⑤汉代的文献整理被视为中国文献学的实际源头。有学者指出：“汉代学者为我国第一批整理中国文献资料的人”。刘起釪：《顾颉刚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⑥详参邹志峰：《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文献》2000年第4期。王国维指出：“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宋代之金石学》，傅杰编：《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⑦《胡适的自传》，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⑧胡适：《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创刊号。
    ⑨顾颉刚：《顾序》，《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⑩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2卷第3期，1946年10月。
    （11）翦伯赞：《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文萃》1947年第15、16期合刊。
    （12）王树民：《曙庵文史杂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1页。
    （13）（1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3页，第11、14页。
    （1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
    （16）劳思光：《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17）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18）（20）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第59-60页、第60页。
    （19）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