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以来历史学研究中的文献学取向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强力冲击下，中国固有的学术格局趋于崩解，一种师法西方的新型学术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不过，在新旧杂处的过渡时期，清学传统仍显示出顽强的惯性力量，一度实现了与西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有效对接。因此，清学尤其是乾嘉之学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制导着民国以后的古典学术研究。在此情势之下，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胶合状态也就延续下来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历史学的文献学化。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史学、特别是“古史辨”派，是传统“文籍考订学”的现代版。
    1919年，胡适在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要做一部“可信的中国哲学史”，应采取以下几个步骤和方法：首先是史料工作。具体方法是：“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在完成这项史料整理工作后，开始进行更高层次的深入研究：先“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达到“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各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即“求因”，最后是对各家学说的价值进行评判。在“评判”问题上，胡适主张“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13）。
    显而易见，胡适将史料工作即“述学”放在了哲学史研究的首要位置上。至于“明变”、“求因”、“评判”这哲学史的三个目的，胡适只涉及“明变”的一部分工作，没有达到“求因”、“评判”两个目的。基于疑古辨伪的立场，胡适突出强调了史料批判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甚至认为：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14）这样，史料就成为史学研究的生命所系，史料考订成为须臾不可离的一项要务。
    胡适的这一主张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得到充分贯彻，关于考据的文字足足占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冯友兰比较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的异同时，认为两书的基本区别之一就是“汉学”与“宋学”的不同。（15）“汉学”注重文字的考证、训诂，轻视对文字所表达的义理的了解、体会。这正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方法特征。后来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胡著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因为它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用于考订史实，对于先秦诸子的年代及子书中的伪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证，但对这些哲学思想或理论的内容，却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阐释”（16）。由于考证内容的存在，胡著哲学史的资格都要受到质疑，可见史实考证在这部书中的地位是多么突出了。总之，胡适此书倡导的研究是以文献整理为中心、为主体的。
    真正将历史学文献学化的思路落实为古史领域的累累硕果的是胡适的门生顾颉刚。在把历史学转化成“文籍考订学”的方面，顾颉刚比胡适更加自觉、更加彻底，他把“古史辨”一步步地置换为“古书辨”。顾颉刚研治古史的基本理念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17）这就是暂时规避历史本身的真相，只关注历史记载的变化，把“古史”的真相问题变焦为“古史论”的流变问题。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顾氏自承：“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8）顾颉刚之所以矢志于“古书辨”甚于“古史辨”，原因在于“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便开始从几部古书里直接证明尧、舜、禹等的真相。现在看来，真是太幼稚，太汗漫了！……我[现在]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了，我只敢用我的全力到几部古书上。”（19）顾氏的工作计划，是“想一部书一部书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20）。作为上古史专家的顾颉刚，研究重心不在上古史本身，而是将全副精力贯注于后世文献中的“上古史”。可见，顾颉刚已经完全将历史研究化约、压缩为历史文献典籍的研究了。
    当1920年顾颉刚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是以古籍的整理为专业的人了。”（21）顾氏甚至自判“《古史辨》只是部材料书”（22），而具有“文籍考订学”的意义。（23）从傅斯年的眼光来看，顾颉刚的工作也属于文籍考订一路。史语所最初筹设文籍考订组，傅斯年推荐顾氏担任主任。1928年12月，顾颉刚草拟了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书，其中说：“本组以考订中国文籍，审定其真伪，校勘其异同，编次其目录，辑录其佚篇，使其各得一真实之历史地位，又联带搜集古人之传说以辅助文籍之整理，并以考订之结果刊行古籍之标准本及索引图谱等书以供学者之应用为宗旨。”（24）这实际上相当准确地反映出了顾颉刚本人的工作内容。无怪后人这样评论：“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25）
    总之，在席卷民国学界的“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顾颉刚等人的主张和实践，大都未越出“文籍考订学”的门墙，即便是被胡、顾二人作为历史研究“根本方法”的“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实质上只是以版本学为核心的史源考辨术的扩充和升级，……换句话说，胡适和顾颉刚所着重处理的，其实只是传说或故事版本的翻新变异，而非故事或传说本身所著录、附着或反映的原始事实。”（26）“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科学派，“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27）在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学界领袖的提倡诱导之下，在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坛巨擘的师表之下，在大批精深厚重的具体成果的示范之下，民国历史学的主流进入到文献学的轨道。
    文献学范式曾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而大行其道。不过，它与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毕竟有所区别。历史学的对象是历史事实、历史真相、历史活动，是在已逝的时空中发生的人事变化；而文献学的对象是古籍，是作为历史活动产物的历史记载，而非历史活动本身。把历史研究归结为史料文献研究，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谬误。尽管历史的真相无法完全发现，但历史本体研究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不应当就此被排除和抛弃。对历史本身的关注和探索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史学最终从属于对历史过程本身的探讨，整个历史学的最终目标在于推进对历史本身的认识。（28）就此而言，民国史学的主流派舍此而不由，可以说是不幸走入了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