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临终前交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不少”。可见，史学研究为李大钊一生学术志趣之所在。检索李氏著作，涉及史学者主要有：《唯物史观》（北大讲义）、《史学思想史》（北大讲义）、《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等。其史学著述明显侧重在历史理论方面，这些讲稿或著述篇幅虽不长，然其对中国近代历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贡献甚大。将李大钊的历史理论著述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李氏之史学成就确有其特别之处，值得专文讨论。
    对于李大钊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已有一些专文论及。①检阅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仍有一些疑点值得讨论：（一）大家均忽略了《唯物史观》讲义稿，因而对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原初稿本缺乏必要的考证和鉴别；（二）对《史学思想史》只是从已发表的单篇这一视角作文本解释，忽略了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史学思想史》讲义稿内在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系统；（三）阐释《史学要论》只注重李大钊历史理论的文本解释，缺乏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历史研究方法作必要的比较，实际上李大钊的历史理论是建立在与当时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对话、比较、批评的基础之上；（四）比较注重对李大钊的历史理论与西方历史思想之间关系的考察，而对李大钊历史理论形成的中国语境关注不够，李大钊历史理论的问题意识实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基于这些认识，我以为对此问题有再探讨的必要。管窥之见，略献方家参考。
    一、未完成的《唯物史观》讲义稿
    李大钊探索历史理论是从“唯物史观”入手，研究、传播唯物史观，既是解决其本人的思想信仰问题，也是他进入历史领域的第一步。
    李大钊在北大三度开设“唯物史观”一课，并有讲义印发。②从其为北大开设《唯物史观》一课所发讲义稿的存目看，共有七篇，③现列表如下：
    这七篇篇目除第二、四、七篇外，其他四篇李大钊生前均有同题论文发表，第四、七篇则最早于194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文集》公布。④遗憾的是，迄今出版的各种李大钊著作，包括选集、文集、全集，均未按《唯物史观》讲义稿形式收入该著，因而造成第二篇《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的遗漏这一不该出现的失误。⑤
    李大钊首先说明“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思想界的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它认为“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⑥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⑦唯物史观的方法与旧的史学方法也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⑧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这一篇中，李大钊对新旧道德的更替这一问题，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做了解答。李大钊首先提出四个问题：“第一问道德是甚么东西？第二问道德的内容是永久不变的，还是常常变化的？第三问道德有没有新旧？第四问道德与物质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是从希腊哲学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达尔文和马克思对“道德的本质”才有了正确的说明。“达尔文研究道德之动物的起原，马克思研究道德之历史的变迁。道德的种种问题至此遂得了一个解决的方法。”⑨“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⑩根据唯物史观这一原理，李大钊得出结论：“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是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四、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11）从而为新旧道德的更替提供了理据。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表现了李大钊对使用原始社会历史文献考证的技艺，据韩国学者都重万考证，该文引征的材料，如对汉字、八卦、结绳、贝货币的起源说明，颇受刘师培、梁启超、严复的影响。（12）不过，就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李大钊与刘师培、梁启超、严复均有所不同。此篇既然只是讲义稿，未单独成文发表，表明其思想酝酿尚未成熟，似不宜做过度解释。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篇则让人感到有点突兀。李大钊虽有同题文章发表于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册。但此时他尚未树立唯物史观，该文是李大钊参与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的一篇文字，故并未显现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特质。李大钊在“唯物史观”一课中讲授此题，其用意如何，仍值得进一步推敲和考证。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篇最能反映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努力。《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在李大钊生前并未正式发表，实为一篇整理中的、尚待完成的读史札记，这两篇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唯物史观”一课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精神的原理，表现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基本要旨的掌握，也表现了李大钊运用这一思想方法探研中国历史的努力。但从《唯物史观》各篇来看，李大钊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只是初步的，有些还是机械的硬套，他还未及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面，各篇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松散，缺乏系统，个别篇目与主题的关系甚至不大。尽管如此，以经济原因解释社会变动，与前此输入中国的进化论相比，在中国历史观念上仍是一场变革。
    《唯物史观》讲义应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文稿，也是一部尚不成熟的文稿，其中有三篇当时并未独立成文发表，它反映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尚在探索之中。尽管如此，李大钊率先所作的这一努力，为新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理论上的探讨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