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李大钊亦有说明。“史学、哲学、文学，可称为三姊妹的学问，关系极为密切。”“文、史、哲三者并举，始自倍根。”（49）史学与多门学科有关系，李大钊着重对史学与文学、哲学、社会学这三门学科（特别是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了探讨。
    1923年学术界曾发生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故李大钊在《史学要论》最后一节《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就此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50）现代史学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第一，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51）第二，“史学的研究，即所以扩大他们对于过去的同情，促进他们的合理的生活的。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52）第三，“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观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直’‘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53）可见，历史对人生的影响是科学的、积极的，历史于人生有用。
    《史学要论》第一次对历史、历史学作了合乎唯物史观的解释，对历史学的系统、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现代史学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作了富有逻辑的理论解释。通过李大钊的解释，历史学不仅获得科学的性质，而且与传统历史学相区别，成为近代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为中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唯物史观的初步运用
    探索理论是为了运用，李大钊最早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介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观点，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拓荒者。
    在《唯物史观》讲义第六篇《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第七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中，李大钊开始尝试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这可能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创始。在前一篇，李大钊开首即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现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54）该文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孔门伦理，讲到近代西洋工业经济及其对中国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近代中国的种种变动：诸如大家族制度的“崩颓粉粹”，孔子主义跟着“崩颓粉粹”，“政治上的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等，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第一，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劳工发生关系。”“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维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的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55）这篇文章实为从经济上说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理据。
    论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李大钊首先将东西方经济思想的特点归纳为：“西方的经济思想，其要点在于应欲与从欲，在于适用与足用；东方的经济思想，其要点在于无欲与寡欲，在于节用与俭用。”（56）然后李大钊对中国古代的经济论“略述一二”，包括老子、儒家、管子、韩非子、荀子诸家的经济学说。因为文并非定稿，故我们不便对其隐含的思想做过度解释。从其征引的材料可以看出，它主要是围绕“无欲与寡欲”、“节用与俭用”这一中国经济思想的特点来展开。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是李大钊直接介绍马克思论述中国近代史的一篇力作。此文系李大钊根据《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译述而成，马克思“这一篇文章，说明太平天国的变乱实为大英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并且指出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于英国，经由英国影响于欧洲的关系。”（57）李大钊以为此文“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实在值得我们的注意研究”。故李大钊翻译了该文全文。（58）译毕后得出结论：“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59）李大钊从73年前的历史走向现状，“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扩大，欧洲的危机，一天一天的逼近。最近两年间，中、英两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的势子；在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竞赛中，有首屈一指的进步。”（60）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所表述的观点对李大钊有一定的影响，在《孙中山在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李大钊以为孙中山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61）其实这也是对马克思有关中国民族革命理论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