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思想史》系统的复原
    李大钊探索历史理论的第二步是系统探研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以帮助人们了解唯物史观在西方近代史学思想中的地位。他可谓中国历史学界进入西方近代历史思想这一研究领域的先行者。
    《史学思想史》是李大钊开课时印发的讲义，该讲义共十一节，收入讲义的各节当时均以文章形式发表。（13）惜迄今编辑的两部李大钊史学著作《李大钊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均未按讲义的原稿编排收入。两套《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亦未将讲义稿和单篇发表稿加以校刊，以标出文字出入。各著均按单篇文章发表先后收入，显得零乱。如按讲义稿形式编排出版，当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一著的系统性会有更为便利的认识。
    《史学思想史》自成一系统。第一节首先从《史观》讲起。“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14）在李大钊看来，历史观的进步表现为：“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15）这种进步构成新旧历史观的差异。“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16）李大钊一再强调“新史学”的责任：“根据新史学、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17）“时至今日，循环的、退缩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18）
    第二节《今与古》，李大钊回顾了欧洲自16世纪末以来崇今派与怀古派之间“激烈的论战”的历史，这实为对上一节《史观》的进一步说明。他从鲍丹（Jean Bodin）、倍根（Francis Bacon），讲到意大利的讽刺诗人塔桑尼（Alessandro Tassoni）、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科学家巴士库儿（Pascal）、圣骚林（Desmarets de Saint Sorlin）、英国神学家黑克威尔（George Hakewall）、格兰威尔（Glanvill）、斯普拉特（Sprat），这是“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李大钊“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19）
    从第三节至第九节，李大钊分别依次评介了鲍丹、鲁雷（Louis Le Roy）、孟德斯鸠（Montesquieu）、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今译作维柯）、孔道西（Condorcet，今译作孔多塞）、桑西门（Saint Simon，今译作圣西门）、马克思（Karl Marx）、理恺尔特（Richert，今译作李凯尔特）的历史观。李大钊之所以选择这八位学者加以专门评介，是因他们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因而特作个案评介。
    如谈到鲍丹的历史观时，盛赞其“于后来进步论的发长上，有很重要的关系：（一）他否认人类退落说；（二）他主张今决不劣于古，而且优于古；（三）他认地球上的人民都有相互共同的利害关系。”“鲍丹的新的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而于研索唯物史观起原（的）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20）谈到鲁雷的史学贡献时，称其“有三要点，全与鲍丹相同。就是一、世界未曾退落；二、现代不劣于古典的古代；三、全世界的人种现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21）分析孟德斯鸠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时，李大钊不同意“孟氏是历史哲学的建立者”和“孟氏为史学方法的建立者”的说法，（22）以为“孟氏论社会现象的根本的缺点，在他把社会现象悬离于他们的时间上的关系。企于说明法律与制度对于历史的境遇的相互关系，是他们的功绩，但他不曾分别或联结文明的阶段，如Sorel之所曾观察者，他颇偏于混同一切时期与组织。不论进步的观念的价值若何，我们可以赞同孔德的话，若使孟德斯鸠捉握住进步的观念，他必能产生一种更显赫的事业。孟氏之未捉握住进步的观念，亦孟氏之不幸也”。（23）对孟氏的优长与局限可谓一语中的。对韦柯则评价较高：“他的著作，是由社会学的见地，论究国民的起原、发达、衰颓、灭亡的东西。国民便是此新科学的对象。他把国民的起原、发达、衰颓、灭亡，从人间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归纳，以图于此树立人类性之道德的原理、政治的原理、权利的原理、法律的原理。这样子得的原理，实为历史的真要素。”“他的研究方法，既为经验的归纳法，故其锐利的观察力，往往带唯物的倾向。此点与黑格尔全然相反，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以唯物史观的原理或仅由物质的方面解释欲望说的原理为主。”“韦柯是社会学的先驱者，是历史哲学的建设者，是唯物史观的提倡者。”（24）对于孔道西的历史思想，以为“孔氏以进步的观念的眼光开始为文明史的设计，受涂氏的暗示不少。”（25）“唯物史观自鲍丹辈出，已经闪出了些光影，而自孔道西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思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更进而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可以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26）将桑西门则定位为“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27）“桑西门有两个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28）他“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29）
    马克思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但这不是马氏自己用的名称。此名称乃马氏的朋友恩格斯在1877年始用的。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1867年出第一卷的《资本论》里，都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1859年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要约起来说，他认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是历史学，对于历史学而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氏的意思，那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30）“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