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引
    “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天津举行①，我想起自己的专业，想起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这本著名的书，而且有了现成的翻译本。不妨就借这一翻译过来的本子，从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视角，谈几点感想。不对的地方，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内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有影响的重要理论是“唐宋变革论”，这个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观点，到现在还是在被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史学史》，原来是他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上课讲稿记录。他先后讲过三次，即1914-1915年一次，1919-1921年一次，1925年一次。内藤湖南讲课没有文字稿，《中国史学史》是根据第二和第三次讲课的听讲笔记整理而成。但他去世前，未能将全书整理出来，他根据弟子的听课笔记进行修改，留下过一个未定稿。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内藤乾吉和学生神田喜一郎，因为出版的需要共同整理了这本著作，于1949年出版。整理者说，由于作者当时授课没有任何纲目，所以这本书的标题是由整理者来定的。
    根据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内容是内藤湖南生前定下的，只是一些标题另加，因此属于内藤湖南本人的重要学术成果。现有的其他论文成果也表明，内藤湖南一直对中国史学史关注有加，除上述演讲的课程，他所发表的文章还有如《东洋史学的现状》（1910）、《奉天访书谈》（1912）、《奉天访书日记》（1912）、《清朝开国期的史料》（1912）、《关于支那的书目》（1913）、《史记的话》（1913）、《支那历史学家的蒙古研究》（1915）、《关于支那古典学的研究方法》（1917）、《章实斋先生年谱》（1920）、《胡适之的新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读后》（1922）、《大英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史料》（1925）、《关于宋元版本》（1930）等，说明他一生中，把对中国文献和史学的研究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他还到欧洲和中国访问考察，了解欧洲汉学、敦煌学发展情况和中国经典书籍收藏状况，还给天皇讲过中国的杜佑《通典》，给日本的支那学会讲过《支那历史思想的起源》。我们对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理解和探讨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②
    内藤湖南这本书是1949年由日本弘文堂出版的，2008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版的《中国史学史》是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的一种出版的，由留日学者马彪翻译。笔者的探讨主要根据这个中文译本谈些读后感。
    二、对中国史学发展情况相当熟悉
    笔者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史的情况相当熟悉，可以说是十分精通，令人惊讶。
    浏览全书，这样的感觉会油然而生。从头到尾，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的叙述，可谓一气呵成。他几乎知道中国每一本相关重要史著的情况，对它们的主要内容、体裁体例、学术特点、后世影响等都有比较中肯分析。
    《史记》是中国史学的一本开创巨著。他对其当时撰著时代的背景十分清楚，对后来背离《史记》编撰精神的做法也深有洞察。他认为《史记》的八书虽然写礼乐制度，但不是做具体叙述的，而主要记载实行礼仪中如何实行那种精神，不过到了《汉书》以后，就变成纯粹的制度记载，失去了原来的精神，他很遗憾这种精神的丧失。他认为这样的情况还表现在对《史记》的《列传》编撰精神的背离，《史记》设《列传》，原来主要是想写人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而并非只是为人立传，但后来变成了纯粹写人，这就是治史精神的衰弱，是一种令人痛惜的倒退。
    同样，他对中国史学批评的情况也相当熟悉，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史通》是他十分关注的著作。他认为这本书的影响不仅在当世，而且波及后世，“是古来历史评论中最为有力的著作”。他很赞同刘知几对“载言”篇的强调，认为清朝纪昀《史通削繁》全文删掉《载言篇》的做法是错误，表现了他没有开拓新领域的思想。他还认为刘知几主张设《都邑志》、《方物志》、《氏族志》的史学思想十分正确，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这本书是真正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著作。他认为后来郑樵、章学诚等大史学家的出现，都有刘知几“所给予的刺激力量”，所以刘知几“堪称贯通古今的史论大家”。（页131）像这样的许多阐述，很见其学术洞察力。
    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史记》、《史通》这样两部大书，内藤湖南不注意是不现实的，但实际上，中国史学史上的大小著作，他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例如，宋代赵汝适的《诸藩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界关注不多的，内藤湖南反而十分重视，书中专门提到，认为是宋元中国地理大发现后出现的有关中外交通的重要史籍，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他还强调，西方学者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把它们作为重要史料的来源引用了。这样的提示，反映出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我们知道，赵汝适的《诸藩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的一些篇章有过英译本，美国学者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m Rockhill）、德国学者夏德（Fridrich Hirth）都做过这个工作，其中的一些翻译本已经成为国际汉学名著。③内藤湖南说这话的时候，显然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他还批评那些认为明清书多荒诞不经的观点，认为这个时代的很多史书，对了解当时的史实是有帮助的。他举例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这样的戏剧和小说，虽有荒唐内容，但不乏确信事实，他还特别写道：不久前锡兰发现的郑和的碑，“为当时的史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内藤湖南书中所说的锡兰碑，确实是1911年发现的，证实郑和到过锡兰这个国家。
    所以仔细阅读这本著作可以发现：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新老细节，内藤湖南心里一本账，他对中国史学确实把握娴熟。一个外国学者能做到这样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