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整体学术发展史把握的研究
    笔者的又一个感受就是，他对中国史学发展情况的研究，还在于有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和想法，对中国史学的进展过程与特点有自己的描述和主张。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确实这样写的。他认为《史记》出现，有汉代大一统问题的历史背景问题，“一进入汉朝统一的时代，人们已经感到有必要对各种思想予以统一了”，《史记》是事实上的杰出的思想统一和所有记录的统一。（页77）他认为《史记》、《汉书》虽然有通史和断代史的区别，但它们代表了中国的正史的一家之著述的编纂传统，不过这样的传统后来也向分纂的倾向演变。他认为《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都有其一贯主张、一贯精神；但到《晋书》、《隋书》就起变化，一是受天子指示，二是开始分纂，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的精神由此泯灭。（页117）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由家学修史的国家事业化现象向分纂现象的转变过程，而这种转变与中古国家政治制度演变有关，门阀贵族制向官僚贵族制的推移是一个需要特别关切的因素。诚然，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观点和史学思想，中国学者与这些看法也许不尽一致，甚或分歧，但他关于史学演变与社会变迁有密切互动的种种看法，是值得注意的。
    与此相关，他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出现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资治通鉴》所代表的治史学风与以前的学风有很大区别，表现在追求《春秋》之法那种确实具有的规范、借鉴之类的东西，出现了追求贯通古今严格的思想，以及更加重视内涵借鉴意义的倾向。他认为中国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重要变革的时代，政治上由贵族制社会的多元权利向君主制的一元集权政治转型，这种变化在史学研究上的重要反映就是《资治通鉴》的出现。他认为《资治通鉴》的出现很值得研究，其重要性甚或可与《史记》并列，是中国史学的又一高峰。
    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尤其是清代史学的？在他看来，清代史学成就是巨大的，但并非凭空而起——在宋代史学新潮流的基础上发展，其研究时间贯通古今，研究空间涉及塞内塞外，不仅在传统史学基础上继续发展，还出现了合理主义、实证主义等近代史学的征兆。内藤湖南显然注意到清代以来社会重大变动对于史学演进的挑战。他注意通过一些重要学者的治史成果和史学思想、史学方法来观察这样的史学演变过程。其中，像钱大昕这样的学者是他重点关注的。他认为钱大昕的史学已经有很大变化了，是清朝特色史学的创始人，所谓“特色史学”，就是将考证方法应用于史学，确立了有清一代史学的新研究法，开辟了以往人们未能注意到的新领域，使史学学风为之一变。他十分重视清代考据学由来、特点及其对清朝一整代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的探讨。
    全书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史学的整体进程有自己的解说系统，这是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相当早的全面阐述。谷川道雄先生认为，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在于，它将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无数史书及治史学说有关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发展史去研究，对其发展主线及其背后的思潮史有清晰描述和深层次阐述，认为这是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1]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
    四、关于章学诚的研究
    笔者的第三个感想在于，内藤湖南在这本著作中，对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和地位做了重要研究和阐述。
    现在出版的这个中文本，有一个关于章学诚的专篇，这是他1928年的一个讲稿，还有就是第12章“清朝的史学”篇中的多次相关阐述。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内藤湖南对章学诚这样的很高评价，章学诚的重要学术地位的发现也许还会晚一点。章学诚去世后，后人整理出版的著作实际上有一些时间了，但在中国学术界并未引起很特别的关注。内藤湖南是在1902年读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以后，发现他的史学理论不同寻常，开始研究并阐述了自己的很多新见解。尔后，在看到章学诚全集后，又开设了章学诚《文史通义》解读课程，并于1920年编纂了《章实斋先生年谱》，在同年《支那学》的第3、4期上发表。两年后即1922年，胡适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这是中国学者关于章学诚研究的最早本子。
    内藤湖南对章学诚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指出章学诚在那个时代对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了不起的贡献。因为章学诚时代是整个学术界和历史学界都热衷于考据学的时代。他强调章学诚能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治史不遵考据之法，完全从理论方法入手进行研究”，“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卓越见解”。（页371）他强调章学诚是非常特殊的学者，他的《文史通义》是“历来这类著作中最精彩的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学术的学者“绝不可轻易放过”对他的探讨。他还强调，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优秀完成者，也是建设清朝史学的真正有功之人，不论浙东史学特色还是清朝史学特色，“都因为此人而愈加鲜明起来”。（页283）内藤湖南对章学诚重要学术地位的这些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这样评价过章学诚。
    内藤湖南还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体系做了具体分析，包括他的哲学思想、校雠学说、方志学理论，以及关于史学编纂的一整套理念。关于章学诚对纪事本末体这一编纂体裁的肯定，他认为这是章很了不起的思想，因为150年前能有这样明确的阐述很不寻常，事实上西方的史学名著无不以此为基本体裁。他还肯定章学诚关于史德的阐述，认为史学编纂应该有这种“史无邪”的精神，为此他还特别赞扬了郑樵的《通志》，认为是一部有“著作之精神”的优秀作品。关于章学诚的史学应该是“独断之学”的见解，内藤湖南也十分肯定，认为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史学著作应该是经过史学家自己头脑思考的产物。而按照章学诚这样的思想和治史原则看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一些史书恰恰在失去这一精神。
    对章学诚研究的成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史学史》中的突出篇章，也是浓重的一笔。内藤湖南及其中国学者对章学诚研究的重视，影响到国际学术界对这位清季学者的注意。1951年，法国著名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题为《章学诚与他的历史编纂学》的论文中，认为章学诚是中国第一流的史学天才，可以与阿拉伯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家并驾齐驱。④一位名叫倪德卫（David S.Nivison）的美国学者，在题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的论著中，强调章学诚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表现出了罕见的、几乎是现代的思辨特征”。⑤现在，研究章学诚的国际学者也越来越多了。
    内藤湖南对章学诚的研究表明，他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他注意到到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是史学研究中更高层次的问题，对史学史的研究应更注意这方面问题的探讨，否则无法接近史学发展的本质和内核，尤其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看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