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对这本著作的学术地位的评价应该放到中国及其世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比较中进行。
    中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俞旦初的研究认为，“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都有涉及。[2]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之后不久，汪荣宝发表编译的《史学概论》，1907年有吴渊民编译的《史学通义》，1909年有曹佐熙著的《史学通论》。这些著作的出版，都说明中国学者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有了新思考。1922年，梁启超在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很概括地论述了中国史学从起源到清代的大体历程，界定了“史学史”学科的概念。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更提出“史学史的做法”，把史学史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论述了这一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认为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可以独立著作了。”在梁启超对此有所思考的同时，1919至1920年间，朱希祖开设了《中国史学概论》，内容包括有《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等与史学史有关的话题。尔后，1925年，姚名达试图撰写《中国史学史》，曾积稿颇富，后又觉得不应草率成书而作罢。此后，卫聚贤、陆懋德、赵万里、金毓黻、蒙文通分别在暨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四川大学等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一些史学史讲义如卫聚贤《中国史学史》等相继刊印⑥。是时，陈垣也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至4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高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等有影响的著作纷纷问世。⑦在海外，美国学者嘉德纳（Charles Gardner）于1938年撰写并出版了《中国传统史学》，这是国际上最早的一本英文本的中国史学史的书，当然只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情况的简略的介绍性著作。另一英文本的中国史学著作是美籍华裔学者韩玉珊写的，书名《中国史学纲要》，1955年在美国正式出版。
    这张时间表说明，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史学家就开始了对中国史学史的探索和思考，至40年代末，已经积累了颇多智慧和成果。应该承认，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史的思考是比较早的，他的中国史学史的授课早在1914年已经进行，不过他的著作问世时间还是晚了些，比卫聚贤等学者的《中国史学史》铅印本晚了十几年，比中国金毓黻、王玉璋、魏应麒、周谷城的著作也晚了几年。诚然，内藤湖南的内容丰富、很有学术见地的《中国史学史》，对日本和国际学术界认识和了解中国史学史，还是起了影响和作用。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者应该记住他的这份成果，了解这位外国同行的学术经历与不凡努力，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彼此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理念、方法和成果方面的差异，庶几有助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发展的再思考。
    六、简短的结语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分析和评判，而是应该注意他比他的前辈多贡献了什么。在这本著作中，内藤湖南对魏晋南北朝的史学研究不多，也没有对这一时期史学成就有什么深入的评述，而今天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了。如果以今天资料条件下的成果去评论他这方面研究，未免苛求了，违背了历史主义的原则。
    当然内藤湖南这本著作还是有缺憾的，限于篇幅，仅略举几点：
    其一，讲义痕迹还是比较深。正如整理者所说，这完全是根据当时听课的学生的笔记整理的，所以虽然涉及的内容很多很丰富，但毕竟是笔记，这样就难免详略不当，一些地方的谋篇布局显得粗糙。如对《史记》部分的研究，他把清代邵晋涵、方苞、章学诚的有关评论全放到这里来，还专门列篇叙述，这样《史记》的整体阐述就一再地被切割，对司马迁这本书研究的整体效果难免受到拖累。
    其二，某些重要人物的史学思想探讨不足。虽然书中对有些问题有专篇探讨，但有些很重要的治史观念和史学思想恰恰未能顾及。还是以《史记》为例，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很重要的编纂理念和史学思想，他期望弄清天人关系和古今变化原委，铸成一家之言以为来者兴，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治史理念。然而作者对此着墨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分析，这是令人费解的。既然对章学诚能有如此深入的研究，为什么司马迁这样重要的思想反而忽略了？
    其三，对中国史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分析不够。他有时候会与一些重要理论擦肩而过，甚至压根儿不提及。在刘知几、章学诚的编纂学理论中，都有将史学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块的思想。刘知几将前者称为“书事记言”，后者称为“勒成删定”；章学诚则把前者视为资料收集、学术功力，后者则为大学问、大智慧。他说“记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藏往“其德为方”，撰著知来“其德为圆”，强调撰述更重要、更见水平。刘、章将治史分两大类型的这一重要阐述，是中国史学编纂理论的精华之见，也是最具东方史学特色的编纂学理论，但在内藤湖南的著作里，居然未能展开，仅小提示而已。按照当时作者对中国史学编纂理论的理解程度，他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很深入探讨，不知为何仅仅敲了个小边鼓。
    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一些。尽管如此，不影响这本书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学术价值的肯定。中国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者不妨花点时间读一下这本书，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或可得到一些可贵启示。
    谷川道雄在这本著作的序言中说，内藤湖南研究中国史学史做的这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东洋史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他是从研究自己东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学的。[1]笔者以为这话又对又不对，对的是中国确实属于东亚的一部分，不对的是中国毕竟是中国，内藤湖南毕竟不是中国人，毕竟会有对中国文化有不了解和隔阂的方面。但他能这样写中国史学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求全责备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