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恺尔特为德国西南学派的代表，此派在日本“颇盛行”，“日本学坛一般把西南学派和北德的马尔布尔西学派合称为新康德派”。“西南学派，创始于文蝶儿般德（W.Windel band），而理恺尔特实大成之，拉土克（E.Lask）复继承之。”（32）“他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33）
    第十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与《唯物史观》第一节内容相同。第十一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对“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33）“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34）“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35）最后两节，实为全文的结论。
    与《唯物史观》不完整的结构和不成熟的文稿相比，《史学思想史》体系完备、逻辑性强，显示了作者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显然，经过几年的思想探索，李大钊的理论水平已有了新的长进，对唯物史观亦有了更为自觉的认识。从《史学思想史》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来看，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历史思想（历史观）亦有了自己独到的把握和系统性的认识。从第九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特的历史哲学》中所提及的日本学坛颇为盛行德国的西南学派和日本文学博士钤木宗忠氏对理恺尔特的理论修正二处来看，李大钊了解欧洲近代历史思想的途径可能主要是从日本或通过日文书籍获得。有关欧洲近代历史思想的评介，他特别注重对“进步”这一关键概念的诠释，而其落脚点又是唯物史观，反映了他的思想归趋。
    三、《史学要论》之要旨
    李大钊探索历史理论的第三步是从现代意义的高度对历史学的性质、意义、界域及其作用，作出区别于中国传统历史学的全新诠释，从而为中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史学要论》于192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我们现今看到的李大钊生前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历史理论著作。从该书的成书和完整的结构，可以说这是李大钊生前相对成熟的一部历史理论著作。
    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李大钊曾列举费利特（Felint）、兰普雷茨（Lamprecht）、房隆（Vanloon）、内田银藏、梁启超等中外学者为“历史”或“史学”所下的定义，（37）可知他对已有的各种“历史”定义和看法有相当的了解。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首先回答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两大问题。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38）在这里，李大钊是从动态的角度阐释“历史”，他将自己的历史观首先与时兴钻故纸堆的“整理国故”热作了区隔。“我们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39）对于以往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李认为“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40）何谓“活的历史”呢？“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41）李大钊解释说这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之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42）李大钊这种将历史客体与历史记载相区别、历史与社会相对应的观点，既与传统的历史观明显有别，也与胡适等“整理国故”所抱持的观点不同，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唯物史观论者的特质。海外史学家许冠三先生也承认，李大钊区别“实在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实在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以及对“历史的真实”二义的解释（即纪录正确的真实、解喻正确的真实）和“解喻是不断变动的”这些观点，“虽有可能得克罗采（B.Croce,1866-1952）之流学者的暗示，但在中文述作中，这还是前所未见的”。（43）
    传统的历史学以记述为职。“‘历史’一语的初义，都是指事件的纪录而言，足征历史学的起源，实起于纪录的历史。”（44）因此，“旧历史中，传记的要素颇多，今日的史学，已不那样的重视个人的传记，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然为团体生活的研究，似仍有为传记的研究的必要。”（45）“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李大钊将这种思想称之为“史学界的新曙光”。（46）按照这样一种理解，李大钊认为，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于专以记述论究特殊史实的记述历史以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47）李大钊将历史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二者“相辅相助”。记述的历史包括：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历史理论包括：个人经历论（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会集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李大钊特别指出了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之间的区别：“历史研究法中有一部分是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但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与历史理论的本身，迥非同物，此理不待辨而自明。固然，在历史研究法中，亦当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地方，但不能据此以为历史理论应该附属于历史研究法的理由。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助学问。历史理论则非别的学问的辅助与预备，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48）此时，1921年秋梁启超在南开大学作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讲演，讲稿第二年1月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名《中国历史研究法》。何炳松、张健在北大史学系亦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故李大钊有意厘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其针对性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