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认为章太炎、孙中山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过程，不过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认识历程的一个缩影；他们“从离异到回归”的趋势，“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的一种粗略的小结”（18）。为此，他撰写了近20万字的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力图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观的演变逻辑进行系统揭示。
    这部重要著作共分十章，最大特点是从文化流动力学的角度出发，运用文化社会学与心理史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离异与回归”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框架，宏观把握中国近代的基本文化现象。文化流动力学的角度，也即从宏观动态的发展角度把握文化变迁的方向、趋势及其内在机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章先生称之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就是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因素，乃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所谓“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就是利用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根据集体的行为来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进而推断社会未来的发展。这一个角度、两种方法，结合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史的研究，章先生特别着意的是各种历史环境对历史人物意识生成的作用，以及从个体思想意识到社会意识现象的衍变进程，在此基础上，论著勾勒出从龚自珍、魏源到冯桂芬、王韬、容闳，到郭嵩焘、徐建寅、盛宣怀，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再到邹容、孙中山、章太炎，这样一个近代文化观推演谱系。从龚、魏直到孙、章的前期，这一线索的主调都是“离异”，深度所及，连长期生活在旧营垒中的贤淑弱女单士厘，也在短短几年之内与强大的传统决裂，公开表明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倾慕；但到了孙、章的后期，“回归”的趋势开始出现。论著指出，这一态势符合世界文化史上经常出现的“离异—回归”现象。
    章先生认为，“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也是文化史研究带有永恒魅力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从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有这两种倾向，但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异：或为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或为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大体上，西方属于前者，东方属于后者。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的文化离异之路，主要是从中国社会外部驱动的。鸦片战争后魏源的觉醒，最能说明这种离异的发端。不过，魏源之前，呼唤变革风雷的龚自珍已经从中国传统内部发起了离异的运动，并因此被陈旭麓称为代表中国古代“最后”和近代“最初”的但丁式人物（章先生则以“新时代的传令官”来强调其开创性的角色）。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离异也有内部驱动力的参与。在西方刺激为主、中西两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冯桂芬等的策略性努力，通过王韬、容闳等走出国门看世界，文化离异的力道渐次增强。虽然离异实践中的文化惰性非常大，洋务时期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良机因此而坐失，但到甲午战争后维新与革命运动勃兴，离异终于取得突破。而突破实现之日，也正是回归出现之时。在辛亥革命前后，国粹主义、国族论纷纷登场，开始将文化运动朝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向调整，意图补救西方近代文化之不足。
    论著架构气象博大，而下手处却具体精微，富于“了解的同情”。例如，在分析文化离异时，章先生很深刻地洞察到民族文化离异力量与惰性力量既冲突又可调适的关系。章先生引证汤因比关于文明受冲击后经常有“狂热主义”和“希洛德主义”两种反应模式的理论，从中解析出各民族文化内部的两种机能：排他性（稳定自有传统）与包容性（适应时代潮流）。两种机能都是文化自我调节机制的一部分，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挥程度有所差异。（19）在他看来，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面貌就处在两大机能同时作用而排他性更强的局面之下。“鸦片战争引发向西方学习，与传统文化开始某些离异，这仅仅是我们民族反应的一个方面，一个重要而尚非主要的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相当普遍的顽固或保守势力的反应，他们仍然对西方文明采取笼统的排拒态度。如果说，前者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或吸收机制，那么后者则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排他性或封闭机制。”（20）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正体现了两个机能的共同作用。这个主张开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先河，不同的是冯桂芬自始以“富强之术”为重点，而洋务派则越来越倾向于维护中学之“体”（章先生也指出洋务派包括督抚、幕僚、技术官僚、经营管理者四个不同群体，其对中外文化的态度也有所差异）。这场早期现代化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正是由于排他性过强。
    文化土壤对外来文化的变异作用，也是论著细心探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太平天国引进基督教文化的分析中，这种观察最为突出。众所周知，来源于基督教的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的基本意识形态，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其基督教色彩曾经引发一些外国人乃至中国维新思想先驱者的想象，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而且有资格取代顽固保守的清朝的新政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打着基督教旗号凝聚农民力量而建立起来的天朝，“仍然是一个未能摆脱农业宗法模式的守旧王朝”（21）。这个悲剧是怎样造成的呢？章先生分析指出，关键是“橘化为枳”。曾国藩出于策略而夸大其词的《讨粤匪檄》，曾使学人过高地估计了太平天国改造旧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革命性质，“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反传统并没有走得那么远”，基督教的上帝在他们那里不仅世俗化了，“而且还把西方的上帝纳入中国的宗法谱系”，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仍为他们主要的精神皈依。章先生对于“橘化为枳”现象的研究，特别具有方法论意义，说明文化的传播绝对不是单向的流动，不能忽略被传播者的具体情境及其反作用功能。这也是后来章先生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一大特色。
    论著以“从离异到回归”为题，显示“离异”、“回归”是一种继起的关系。不过，章先生从不把它看做一种定型的“模式”。他在分析离异现象时，不忽略考察同时存在的回归；在分析回归现象时，不放过考察同一人身上存在的离异，注意“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的复杂性，这种细腻地把握方式，以及细腻之中体现宏观视野的方法，将晚清70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勾画得神灵活现而又脉络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