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思想的当代意义
    历史学家之不同于一般历史工作者，除了高人一筹的洞察力之外，还在于强烈而深邃的时代关怀。历史没有句号，当下仍在延续，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使其本身就是未来学家。
    实际上，章先生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都是应时代之脉搏而作。在辛亥思潮研究方面，在为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而作的《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中，章先生将国魂与民族精神问题置于当时亟需解决、海内外学界讨论也最热烈的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这个总问题之下，经过对甲午战争之前、之后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急变，以及戊戌、辛亥时期改良派与革命派国魂问题论述的异中之同和革命派内部同中之异的分析，得出几点对当今十分重要的启示：中国具有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当面临外来文化挑战时民族内部会有不同反应，保守反应增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阻力；国魂问题是长期艰巨的课题，非一两代人可以完成；近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也应采取正确态度；国魂内核要与时俱进。（22）
    章先生还从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亨廷顿问题”、台湾政治转型后出现的“省籍问题”想到重新认识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议题，发表过《“排满”评议——对辛亥前后民族主义的再认识》。文章在再次肯定“排满”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类型的民族运动的同时，又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反省其局限，指出：“排满”的历史作用有限，随着清王朝结束而结束；但大汉族主义影子犹在，客观上更有可能被少数民族衍变为“排汉”。所以，“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伤害对手，也可能伤到自己。民族情结与省籍情结一样，都需要引向更广泛的国家认同、区域整合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轻率地反复加以利用”。文章发表在台湾学术刊物上，对于操弄省籍矛盾从事政治斗争的一些政治人物，不啻为当头棒喝。（23）
    在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演变脉络的探讨中，章先生同样贯穿着对于当代思想理论问题的思考。《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指出，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主题就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其间确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但仍难免有侵略与被侵略的印记。面对侵略和霸权，义愤是自然的，但更需要理智的谋划，强力的革新。魏源提出的愤悱、讲画思想，康有为提出的变力思想，都是应对侵略和霸权的宝贵思想财富。今天的形势跟前人已有很大不同，但外部霸权仍然存在，义愤仍然难免，所以愤悱、讲画、变力问题，仍值得历史借鉴。（24）近年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日趋激昂，章先生又写了《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来提示国人正确的爱国之道。（25）论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也是响应时代的节拍而作，在最后的“没有结束的思考”里，总结中国近代文化心态的变迁史，结合日本近代转型的经验教训，也提炼出一些有助于现实的重要思考。如“不能离开社会的整体结构来孤立地谈论文化”，“应该以强者（优越者）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既要广搜博采世界文化中的一切精英，我们更要把新的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奉献给世界”等。（26）
    章先生关于章太炎“俱分进化论”和孙中山“王道”思想的分析和升华，对于当今应对世界一体化的挑战，意义也很深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探索辛亥时代的大思潮，探讨近代变迁中思想者的心态演变，探究近代思想的当代意义，不过是章开沅先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沧海一粟，但仅此三端即可略窥他对思想与时代关系——时代需要思想、时代产生思想，思想反映时代、思想推进时代——的深邃洞察，更可体会到章先生一以贯之的史家风范：唯实、高远、鲜活。
    唯实，即章开沅先生常讲的“原生态”研究，“回到历史现场”、不为各种“理论”所左右、不为各种“范式”所囿限、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史学精神。他经常教诲说，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求实存真，必须以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实证工作为支撑，走近历史的原生态。历史研究要“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高远，即章开沅先生提倡的进得去、出得来，既见树木、也见森林，能透过历史陈迹的支离表象洞察历史整体面貌的史学境界。章先生颇为欣赏王国维“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的精辟见解，视之为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一种佳妙境界。他说，历史研究应有“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史识”，用全人类和大史观的理念与方法予以关照。要还原历史的本质，要探究历史的奥秘，就必须对逝去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这就需要历史研究中的“通识”。
    鲜活，即章开沅先生反复强调的将历史与现实进行真实的有机连接，发挥历史积累文明的功能，让历史从纵深处服务于现实的史学活力。他这几年总在讲史学的价值，讲“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认为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治史者是这桥梁的建设者。历史学者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推动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历史研究要有“关心历史，参与历史”的“史感”，善于把握过去，洞见未来，挖掘历史自身所蕴藏的智慧，贡献于时代。
    理论是切身经验的提升，章开沅的史学主张亦然。章开沅先生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这些充满魅力的史家风范，固非一般学者所能及，却是我辈晚学心向往之的典范。
    注释：
    ①关于章开沅与近代史学的研究，严昌洪、罗福惠、朱英、马敏、王奇生、郭国灿、魏文享、苏全有、邓正兵、何建明、田彤、陈才俊等作者已经有不少成果，讨论的范围包括章开沅对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现代化、中西宗教文化交流、日军侵华史、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等问题的探索，其中郭国灿还有专文论述章先生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的深层探索——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不过，郭文主要是通过对章先生“社会历史文化土壤”说的解析来展示这位史学家对辛亥前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变迁的探索，其他作者有关章先生思想文化研究之论述，也多是就具体事证而论。本文试图变换一个角度，从思想与时代之间客观存在的多重关系出发，立体把握章先生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