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史学失语之后的学统中断与接轨的异化
    对于文革前的“十七年”，史学界存在一个显著而迄今认识不足的现象，即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相当一些学者，甚至包括不那么年轻的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有些年轻人对“十七年”的研究不闻不问，可能因为他们受学时便未曾听老师言及；还有人之所以不屑一顾，则或许认为那本无多少参考价值。可以说，在我们的史学言说中，“十七年”史学整体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个人以为，“十七年”的历史研究确不令人满意，但恐怕也没有那样差。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创新”，而出新正须温故。无源之水式的创新，往往事倍功半，还未必讨好。学术传统一旦中断，特别是人为的“自觉”中断，学术积累的作用便大为减弱，甚至虽有而亦似无。在这种情形下，不仅失去了“创新”的基础，很多时候也难以认识和理解既往研究与今日论述的关联。今日史学界喜欢提倡“与国际接轨”，却不知好些他们所接之轨，这里几十年前就存在（虽表现形式不甚同）。这样一种“接轨”的异化，至少部分可归因于对“十七年”的史学认识不足，是自身学统中断后出现的诡论性现象。
    例如，有些人跟着说什么民族都是构建出来的，中国到近代才有“民族国家”的意识，甚至连黄帝也是近代的构建。这却不是什么新发明，20世纪50年代“五朵金花”之一的所谓“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正是苏联学者提出中国民族形成于19世纪之后所引起的（16）。另一些人又跟风说我们的史学论述无形中受“国家”（state）意识的控制，需要解放。却不知50年代“打破王朝体系”的呼声虽强，然而效果不彰[17]。若史学主流仍是“王朝体系”，则所谓“民族国家”的影响便相对有限，遑论控制。还有些研究近代史的人颇追随什么“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取向[18]，殊不知侧重本土恰是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倾向。
    这些西方人根据他们的国情学情提出的研究取向，对我们的研究当然有启发和帮助，但也要在了解彼此学情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借鉴。且这些引进的取向之间，还隐伏着逻辑上的冲突——假如“民族国家”迟至近代才形成，怎么会几乎是刹那间就“控制”了我们的史学论述？如果我们的史学论述隐受“国家意识”的控制，为什么学者偏不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还要等他人来引导我们去“发现”？难道越受“国家意识”控制反越想了解“不在中国的历史”？虽可能是不同的人接不同的轨，所以就个体言或不觉有什么抵触；但若结合起来看，逻辑上的冲突便立刻显现出来了。
    这些现象提示出，我们一些学者大概习惯了眼光对准前沿，向前看久了，或许就忘记了后面的历史，即使不过是近几十年的历史。我这里说的，还是所谓“50后”、“60后”的学者，他们中一些人对其出生时代的史学发展，已所知不多；若是“70后”、“80后”的学者，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史学状况，恐怕连模糊的印象也没多少。
    史学研究者而不熟悉史学发展本身，是略有些讽刺意味的；颇类有些学校的师生不知什么是“学术史”，往往把这一词汇放在论文的序论之中。但这个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的史学史和学术史研究者——治学术史的，至少应该让其他人知道“学术史”是什么；治史学史的，就需要让他人了解史学的发展。关于近代史研究中侧重本土的传统，我已有一些具体的讨论，下面仅简单提及。而“打破王朝体系”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则进行稍多的申论。
    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将两个取向作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实际确立了本土倾向（不一定是有意的）。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理路看，针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仅相对而言）。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具体研究中，城市和沿海区域实际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内地，特别是乡村，却始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个在“半封建”框架里探索“半殖民地”因素的奇特现象（17）。
    “打破王朝体系”的努力与“五朵金花”中的农民战争直接相关，曾引起强烈的反弹（18）。具体的讨论这里无意展开，那时此问题与人民群众应当是历史的主人一类考虑相关联，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主张打破者思想相当解放，曾提出以农民起义为中心划分历史时期的所谓“二黄分期法”，即以黄巾起义和黄巢起义为标志把中国古代史区分为早、中、晚三阶段）[19]。但它还牵涉到一个更长远的重要思虑，即从清末已开始讨论的问题：究竟是撰写国家人民的通史，还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朝代历史？这多少是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引进的后果，梁启超所谓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故二十四史皆家谱），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言说[20]。
    许之衡在1905年说，“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史公固知其意，故《史记》不断代”[21]。他关于“国史”和“朝史”的区分，明显可见“民族国家”新观念的影响（而其竟从此角度代司马迁立言，尤有意思）。后来也有不少史家继承了“断世”而不“断代”的取向，前引“二黄分期法”的三阶段划分，便依稀可见清末三段论的影子，不过是以农民起义为分界点而已。然而，王朝体系到50年代仍须“打破”，反证出此前否定以王朝为基础的“断代”并不成功（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