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方面，自上而下的努力及有计划、有组织的特色在那几年是相当显著的。或许因为新的“国家机器”尚在组建之中，当年学会对学术研究的整合与具体工作的涉入，远超过今日。1951年7月正式成立的中国史学会，最初几年起了很大的作用⑨。而当年中国史学的总体状况，也可以从学会的认知中去了解。
    在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的致词总结了两年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的很大转变，“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也就是“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其余具体表现在“二、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三、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四、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五、由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六、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亚洲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⑩。吴玉章随后致词，提出研究历史的四点意见，一是要认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二是要注重现实，着重研究近三十年的革命史，三是要把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四是反对在研究工作中的八股作风[1]。
    在范文澜接着的讲话中，上述内容被概括为“郭老、吴老交给我们的十条指示”，但范文澜也婉转指出：郭老所指出的六点，“主要是要我们大家向那些个方向去转”。实则“到底我们转向了多少呢？是大部分转过去了呢？还是才转了一部分呢”？他显然以为这更多是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已经完成的转变[2]。不过，到那年年底，华岗就把这十条归纳为中国史学会对“两年来历史科学究竟有什么变动”的整体评估，并对郭沫若提出的六条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述[3]。约一年后，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作的报告总结说：
    多数史学工作者同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一起，进行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对历史和历史工作的观点、态度等有了改变。例如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由原来的把历史研究当做“名山事业”，转变为承认研究历史必须为人民服务；由旧有的“贵古贱今”的态度，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由过去的所谓欧美中心主义等错误观念，转变为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4]
    整体而言，范文澜的见解或更接近实际。刘大年虽接受了郭沫若的多数条文，却把大多数人已经转变改为多数人“有了改变”；许多人不过是“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而不是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已经“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样的估计似仍过于乐观。
    如果说学术建制的改与建方面较多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风格，在具体的学术活动方面，一些个人的、地方的偶然因素，也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山东大学是1951年由中共在解放区建立的华东大学与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而成，校中的“进步因素”就超过当时一般综合大学；再加上有史学家华岗任校长，又很早创办了《文史哲》杂志，那几年该校的史学学人相当活跃，其因应新时代的表现也比别处更引人注目。下文的举例，会稍多涉及山东大学。且山东恰好是武训的家乡，所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这里也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1950年上演的电影《武训传》，曾得到很多赞扬。到1951年3月，报刊上开始出现批判武训及武训精神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提出应当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并指责“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
    刘大年稍后指出：“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严格地划分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人民民主革命思想的界限，明确地解决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应当赞成什么和应当反对什么的问题。”[4]如翦伯赞所说，“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是史家“阶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既然“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最终地从中国史上消灭了”，研究中国史就“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具体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5]。
    这样立场鲜明的区分，即使对一些曾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学者也是新生事物。不久前曾为《武训画传》作序的郭沫若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承认其错误主要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只要将两者进行对照，“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6]。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江青参与领导《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在《人民日报》连载。这一文献在当时就被一些人认为在史学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郭沫若随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调查记》他反复读了几遍，“在具体事项中得以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一境的认识和运用”。在进一步检讨自身错误后，郭氏强调指出：《调查记》“之所以能有澄清思想混乱的力量，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7]。
    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将其提得更高，他在1951年提出：“在研究历史科学方面，最近有三个主要文件，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指南。”这三个文件是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和《武训历史调查记》。后者“是活的历史科学，它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是一个活的典型”。当时的需要是“从历史观点出发来认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而《调查记》就“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报告记，而是中国解放了的人民用科学的历史方法与封建统治阶级激烈斗争的胜利纪念碑”[3]。
    本身具有革命经历的华岗可能有超过一般学人的政治敏感，身在山东的他大概也知悉调查团成员的特殊性，但把《调查记》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并列为“划时代的指南”，恐怕在那时也不多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虽不限于史学范围，却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史学的阶级性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强调。如华岗所说：“历史科学具有显著的阶级性，所以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动，原来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史学，已经失掉了它的基础；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需要为新社会服务的历史科学。”[3]
    对史学而言，在新时代和新社会里应当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武训历史调查记》从方法上将其落实，确实具有示范性质。华岗和郭沫若都是1949年以前就运用过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人，两人经历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也不一样，却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认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作用，体现出非常敏锐的学术悟性。但在当时，能注意到并分享其方法层面之领悟的学人似乎不多。
    山东大学或许是个例外，《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历史系杨向奎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和童书业的《论“对偶婚”》。在该刊1卷4期（1951年11月）上，童先生又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这大概是1949年后第一篇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引起了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童、杨二先生此前似乎都少有接触马列主义理论的经验，那时能很快写出这类文章，与华岗的引导应有直接的关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