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试图“预流”的“老先生”们基本停止努力后，被“纠正”的对象反而转移到已经“预流”者，而纠正者本身也只能是那些其历史地位已足够表明其学术正当性的学者。进入60年代后，范文澜已在大声疾呼“反对放空炮”[13]，翦伯赞更站出来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强调“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主张只有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件做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14]。但“史学革命”已改变了学界的气氛，翦伯赞的历史地位也不足以证明其学术正当性，他提出的“历史主义”引起了较大争议，并在争议中进入了“文化大革命”，被迫自己结束了生命。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50年代初期那些自上而下的努力，不论成败，都对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而长远的影响。上面说的更多是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和转变，在研究对象方面，所有总结者都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从“贵古贱今”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虽然其真正落实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因反帝的需要，总体的和分国别的帝国主义侵华史成为重要题目，连带着使中外关系史也较前兴旺了许多。在唯物史观无庸置疑地成为主流后，经济史成功地借此东风，可见明显的上升；但社会史却不然，即使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并未得到太多展现。这些现象，在此后十多年的史学状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二、“十七年”后期的发展及其与“三十年”的简单对照
    部分也许受到全国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影响，50年代中国史学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大多数人都在思考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向达对此前“满眼是一些片断孤立不相连贯的著作”的状况所表示的不满[15]，可能存在于不少人心中。时人所关注的大问题，有时甚至超越于中国史的范围。前述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一例，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也曾长期得到关注，甚至延续到“三十年”的前期。在中国史范围里，类似“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等宏大问题，也是参与广泛的议题。当然，“十七年”史学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所谓“五朵金花”（13）。
    后来人们所说的“五朵金花”，最初仅表述为“五朵花”，是曾经很进步却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向达总结出来的。他所说的五朵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批驳说，向达“提出历史学只开五朵花的问题，来进行攻击”；其实解放以来“在历史学方面我们还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其中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但他承认“我们是着重地讨论了这五个问题”。而“讨论这五个问题并没有错，因为它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翦伯赞强调：“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16]
    他们当时的对错，我们可以暂缓评判；但两人的归纳能力都相当强：向达确实点出了当年讨论的大多数主要问题，即使在向达被划为“右派”之后的十年里，能与这“五朵花”并列的问题也不多；而翦伯赞指出“它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和“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也很有见识。两人共同点出了史学界大家都在思考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这一其他时期少见的现象，而造成此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普及了表现为“社会发展史”的唯物史观。
    在“十七年”的发展期中，中国史学继承了清季以来“新史学”试图寻求历史公理、公例的努力，不过是在（以苏联模式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用华岗的话说，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们努力的方向”[3]。这已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却仍依稀可见“以史为鉴”的长远传统。而且，与今后“努力方向”更接近的，当然应该是近现代史的研究。
    然而实际的情形是，从学科角度看，“五朵花”全都在古代史的领域内，这固然可能因为向达的专业影响了他关注的方向，但除了前已述及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外，当时能与“五朵花”并列的不多问题中，有些仍属于古代史范围。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尽管“厚今薄古”得到自上而下的提倡，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学术积累的惯性却是强有力的，无形中仍影响着研究的走向。基本上，在整个“十七年”里，古代史占上风的大势并未改变。
    那时中国与西方接触不多，学术交往更基本中断。但双方所探索的一些大问题，既有非常不同之处，也有一些相近相似的地方（14）。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同样是关注的重点。因为整体的中国史研究在西方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积累不厚，约束就少，所以他们的近现代史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史领域的主流；而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源远流长，在这样丰厚的积累之下，尽管研究近代史的提倡是自上而下的，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落实过程。
    这样的情形到“三十年”才出现明显的改变。整体看，“十七年”对1949年以前史学的最显著的延续，就是古代史不论从研究者的数量、论著数量和引起关注的问题看，都远远超过中国近现代史。而“三十年”恰有些背道而驰，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突飞猛进，研究者本身的数量可见明显增加，而研究论著的增加似乎幅度更大，不论是增长比例和论著的实际数量，现在似乎都已超过了中国古代史，更不必说世界史（所谓“世界史”，其实就是外国史）了。数量上的优势虽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毕竟也是一种成绩。从50年代之初自上而下提倡的“厚今薄古”，到今天终于初见成效。
    在世界史领域，“十七年”里基本是一个融入并适当改编苏联世界史框架的工作。只是在“十七年”的最后两三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公开到民间之后，才开始有些变化（如关注亚非拉本也受苏联框架影响，但后期对亚非拉革命运动研究的比重又有进一步的扩大）。而“三十年”世界史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就是突破苏联世界史框架的努力；最先是国别史研究一度非常活跃，随后是对所谓“世界现代化”的研究。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即亚非拉又逐渐淡出，即使讨论“现代化”的，也多注重取得成功的所谓发达国家，而相对较少关注与中国一样尚在努力现代化的国家。
    至于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学界众皆关注和广泛参与的题目越来越少见。近年一些老中青学人对史学界未曾出现能够全面参与的议题而不满，颇类向达当年对“满眼是一些片断孤立不相连贯的著作”的抱怨。不过，学术研究中确可能偶尔出现得到广泛参与的论题或影响广泛到超出特定专业范围的论著（15），但这应当不是常态。今日在不少学科内，跨过所谓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便可能根本看不懂别人的论文，我们能设想《物理学报》或其他自然科学学报常常刊载全学科多数学人能够参与讨论的文章吗？不论古今中外，学术作品的接受者范围不宽、参与讨论者人数不多才是常态。多数人能从事具体史事的研究，窃以为恰是我们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