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方学之正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面对近代以来欧美/日本学术的巨大影响，1930年代这两个学派明确提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应对模式。正如傅斯年虽深受欧洲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影响，但在其游学德国的那段时间里，语言学似已不是欧洲历史学主流，不居显学地位。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的季羡林，在1950年代初撰文称：20世纪之前，欧洲学者认为语言学家的前途是有无限光明的，但是到了20世纪初年，不但人们盼望的光明没有到来，且还逐渐暗淡下去。大师一个个凋零了，Karl Varner死于1896年，Johannes Schmidt死于1901年，Henry Sweet死于1912年。后起的语言学家不但数目极少，且一代不如一代。季羡林说自己初到德国不久，本来想专门研究印欧语系的比较语言学，但了解到按照传统办法，想研究比较语言学最少要会三种语言，即梵文、希腊文、拉丁文，遂决意先念希腊文。不久，季羡林彷徨起来，请教在德国语言学界极有声望的老语言学家E.Horammnn，得到的答复是最好不要研究这门学问，因为它的前途已经很黯淡。Horammnn教授不无悲凉地告诉季羡林：大家熟知的材料都已经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了，“在这些嚼过的骨头里很难再嚼出什么油水，除非再有新材料发现，这门学问就不会有什么发展，但哪里有那样许多新材料给人发现呢？”（24）不过，季羡林指出Horammnn教授是一位有五十余年研究经历的老学者。统计数字也表明，自1850-1900年期间，德国大学总共141位历史讲座主讲人之中，87人有语言学（其中72个是古典语言学）训练或研究背景。（25）所以，或可认为傅斯年、陈寅恪关注的是其时欧美最为成熟、积累最厚，且逐渐沉寂的学科。
    傅斯年没有追风于当时德国历史学主流，尤其是抽象玄虚的德国历史学理论。即使傅斯年终生服膺和倡导的兰克史学，按照王汎森教授的说法，他一生也只提过其名字二三次，“藏书中没有任何兰克的著作”。（26）或可再按照王汎森教授的解释，当傅斯年到达德国时，大学里已不再讲授兰克史学，而是作为德国史学的普遍性知识，“化作春泥更护花”。实际上，其时德国历史学发展态势，如果兰克复活，肯定也会目瞪口呆、摇头叹息。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史地系教授徐则陵撰文介绍当时西洋史学概况，将兰克译为“朗开氏”，称在他之后西洋史学家始有批评精神同考评方法，史学乃有发展之可言。不过，徐则陵指出，近四十年来，普鲁士国人民爱国思想而统一日耳曼，“德国史学受其影响，顿失朗开派精神，而变为鼓吹国家主义之文字，自成为普鲁士学派，国家超乎万物，为国而乱真不顾也，视国家为神圣，以爱国为宗教，灭个己之位置，增团体之骄气，其源盖出于海格（Hegel）世界精神（world Spirit）争觉悟求自由之史学哲学，乃尼采之强权学说”。或可证明徐则陵并未虚掷此言的是伊格尔斯在回顾20世纪德国史学发展时，也称在19-20世纪之交，德国历史学家在俾斯麦之下的德国统一进程中放弃自由主义信念，加强对国家中心地位及对国际事物的强调。这种狂热状态至少持续到魏玛共和国时代，也就是傅斯年游学德国期间。伊格尔斯说：那些1914年以前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们，几乎都抵制同一时期美国历史学转向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法国历史学在转向这些新生学科的同时，也在转向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的变化，“他们满怀憧憬地回顾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制，并且这一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27）
    面对欧美学术，尤其是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亚西域史研究的领先地位，傅斯年主张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个方面确立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的主体地位。即他所说的：“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等），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国中之历史学及语言学与时俱进。”（28）在傅斯年看来，这两个方向在中国“发达甚早”，至少在顾炎武、阎若璩那个时代就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中国学者似不难与欧美学术平起平坐。傅斯年认为西洋人治中国史没有太高的水准，即使他们之中最优秀的汉学家，注意的也只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傅斯年强调，尽管这些研究意义重大，可能会改动中国史的视影，但“中国史之重要问题更有些‘全汉’的，而这些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29）实际上，认为欧美研究中国历史的水准不高，在那个时代不只是傅斯年一个人的看法。南京高等师范的缪凤林也写道：百年以来，西洋史发展，一日千里，一般史家，率有宇宙史之希冀，其努力于世界通史之编纂者，亦不乏其人。然彼等于欧美诸国史乘，综合分析，闻已日趋精细，而对于东方各国，则大半模糊，尤以中国为甚。缪凤林点名批评1870-97年期间曾在中国海关任职，1902年被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并也是当年胡适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的夏德（Friedrich Hirth，Ph.D，1845-1927），所著《中国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China）“更属专论中国古代之书。然余读其书，既未能明了吾国文明之真价，而其错误，直非吾人所能想象。”（30）这也容易理解在那个普遍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的年代里，傅斯年何以会如此满怀信心地提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同样，对王国维、罗振玉等人著作有过精深研读的郭沫若，也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几乎等于零。郭沫若的解释是，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在他的心目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价值在于人类思维对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的成就，即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方法论、认识论，而非关于某一社会历史的具体知识。他说：“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31）至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郭沫若认为应该尽量让研究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感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并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作为具体实践，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初时，每天从与东京附近的千叶县的市川，乘车前往东洋文库，除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还读完了被他称为令人神往的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以及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河南考古时所做的彩陶遗迹的报告和北平地质研究所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32）用郭沫若的话说，要书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33）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0年代诸多历史唯物史学家中，被认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成功典范，并非是能熟练阅读德文原著的郭沫若，而是从考据训诂、诵习师说的经学系统走出来的范文澜。据说，范文澜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原著，还是在1938年河南沦陷之后，当时他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之中，一面深入山区，向群众作抗战宣传，一面阅读马列著作，“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34）1940年8月至翌年4、5月完成上册的《中国通史简编》，最大特点是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范文澜承认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一下子能够写出一本具有科学性的中国通史那真是怪事。只能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个样子。”（35）不同于郭沫若从《中国社会史研究》问世以来，就一直检讨研究中公式主义的倾向，范文澜在此后一系列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话中，重点似都在批判只会搬弄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教条主义的危害。1957年，范文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所做讲演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得其神似，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反对貌似，即“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妙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同样谈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范文澜认为恩格斯揭示的普遍规律来自印第安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与“中国相比，就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只是学习观察问题的方法，并没有说可以搬来搬去套别国的历史”。（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