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现实社会的激进批判与纯净学术之追求
    如果仅就学术推动而言，傅斯年等史语所诸君强调主观的客观基础，重视考古学，将考古作为证据，无疑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但如果就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即不但要研究、书写历史，同时也要创造历史的意义来看，傅斯年等史语所诸君把研究重点放在厚集史料，注重“窄而深”式的专题研究，只为高水平的同行专家写作，却又是自我放弃了模塑社会思想和引领时代精神之责任。作为一代学术领袖，傅斯年虽满怀重要的历史大问题，并也有将中国历史学推向世界、与欧美学者平起平坐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过于相信资料的搜集和考订，想等到资料收集齐全以后，全面撰写中国上古史，因而出版的学术论文不多。至于史语所的工作，事隔80年之后，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的院史总结道：以李济为首的考古团队遵循考古学的专业方法挖掘遗址，过于看重详细记载科研资料，撰写的研究报告合乎欧美专业的最高标准，致使宣布殷商遗址的发现之后，始终没有出版品说明发掘这些古物的历史意义。相比之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lee Glessner Greel）听到安阳大发现的消息以后，远渡太平洋前来参观发掘，回到美国便立即写成专书，说明历史学研究可以从这一次考古发现和解决什么历史问题。当然，李济对顾立雅所为非常不满，却也无可奈何，“然而史语所在无意中也成为提供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资料的工具”。（37）至于其社会影响，与之关系密切的何炳棣认为，史语所的出版品虽考证精详，但是论点零细琐碎，缺乏综合，尤其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38）就此，一些台湾学者有所发挥地写道：由于史语所诸君不愿对中国当前处境提供历史解释，“反而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大行其道，垄断了历史解释”。（39）实际上，这种说法早见于1940年代的出版物，当年朱谦之就指责傅斯年等人反对历史哲学，“却不知即在这个地方，却给马克思派乘虚而入，以大大发展的余地”。（40）
    作为一个普遍现象，1930年代那些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历史学家，大都位处学术社会的边缘，生活境遇也都不宽裕。192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陶希圣就一直是在革命运动风口浪尖的弄潮儿。1928年至1930年，陶希圣再次栖居上海，撰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系列文字（后来辑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刊出），过的也是文人的刻苦生活，所谓“虽迁居数次，皆为一楼一底之房屋。每夜灯火如豆，夫妇两人同一书桌，各自做工。我写作之最高纪录为一个月十四万字”。（41）同样，范文澜1917年6月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留校给蔡元培当私人秘书，不久因为缺乏社交经验和不会写白话文而辞职。直到投身革命之前，范文澜先后在沈阳高等学校、湖南省汲县中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任教，以及编写《文心雕龙讲疏》、《诸子讲义》等书，不论担任教职，抑或学术著述，均不在当时学术中心。再至1930年代中期，也曾受到马克思影响，且与郭沫若等左派学者多有交往的历史哲学研究者朱谦之，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为了与置身学术主流的史语所、北京大学分庭抗礼，朱谦之提倡“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化”，高调反对以北平为代表的北方文化。朱谦之称北平老到好比一座“死城”，在死城中充满着安静寂然的乐趣，必然凝结成封建势力之无抵抗的策略和学术上的考古倾向，考古及考证派不谈思想，不顾将来，其心理特性完全表现着对于眼前社会之无关心，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朱谦之明确批评傅斯年等史语所学人视历史为破罐子，不认为历史进化法则之存在；这样以历史事实为特殊的孤立的东西，正是其个人主义特性之充分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社会之御用的史家”。（42）
    不过，如果说傅斯年等史语所学人缺乏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的识度与气魄，恐怕有失公允。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专制无胆，民主无量”的软弱行政体制，对知识分子只能拉拢利诱，而非打击改造。在傅斯年担任所长的史语所，抗战爆发之前专任研究员的薪资，月入200-500元不等。当时北平的生活水准是每个月花费20-30元，能租一个有二十几间房子的四合院，雇佣一个厨子、一个仆人和一个人力车夫，每天再花上1元菜钱（当时，10元一桌鱼唇席，8元一桌海参，12元一桌鱼翅席，酒水小费合起来近20元），就可以过很宽裕的生活。（43）正是有了这种衣食无虞、心无旁骛地进行高度专业化研究的生活环境和物质保障，傅斯年对史语所的定位是：“非袭北庭之旧，实在党国奠都南京之时，尤愿当建国之际会，树坚实之风气，藉洗往者叔世之浮华。”（44）傅斯年相信，他们正处在一个开代之际，如果能够坚持高贵的学术理想，为学术而学术，“十年之内，必成一风气，以召世人。”（45）需要说明的是，不像此后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和高度市场化的冲击，士林文化浸染太多投机取巧、落井下石、随机应变和钻营求售之恶习，傅斯年那个时代所谓的学风不振，主要体现在相当一批学者自说自话，既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46）作为以一贯之的学术理想，傅斯年早在《新潮》发刊词中，号召中国学者应该知道本国学术在世界上地位之低下，如果自我孤立于世界思想潮流，“不啻自绝于人世”。后来《新潮》推出学术批评专版，傅斯年撰文批评当时中国的学术出版物，“有价值之作，能有几何？所累出不穷者，皆不堪寓目者耳。”（47）接着在留学英国期间，傅斯年又致函蔡元培，批评作为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北京大学，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即“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48）再当主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之时，傅斯年强调：“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与同伦。”（49）所以，如果就对中国学术发展的贡献和影响来看，即使最激烈的批评者朱谦之也承认：“胡适等人审定及整理的史料，还不过文字史料，历史方法不外乎校勘、考订、分类、训诂、批判，傅斯年则主张考古学，利用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的工具。”（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