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04年版，第329页。
    （40）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1944年5月25日。
    （41）陶希圣：《夏虫语冰录》，第1631条，第342页。
    （42）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
    （43）台湾中研院编《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简史》，第24页。
    （44）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96页。
    （45）傅斯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编辑人附识》，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82-483页。
    （46）傅斯年：《致胡适》（1934年4月19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28页。
    （47）傅斯年：《出版界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11页。
    （48）傅斯年：《致蔡元培》，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6页。
    （49）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9页。
    （50）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
    （51）关于这一代学人力求超越1920年代胡适、顾颉刚等人提供新国学的研究，请参见余英时：《“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提纲》（中研院第28次院士会议主题演讲，2008年7月1日）。
    （52）[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王燕生译、何兆武校，《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这种观念体现到课程设置方面，是当时几乎没有一个欧美大学开设专门中国历史。以坐落在美国西海岸，与亚洲太平洋联系最密切，并也是开设东方课程最多的斯坦福大学为例，历史学课程130余种，其中属于远东史的九种，日本居其四，其余则是包括菲律宾、中国、交趾支那在内的远东史。Griffin（Oregon University），《美国人之东方观》（“Why Study Far Eastern History and How?”），张其昀译，《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2年。
    （53）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3页。
    （54）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3页。
    （5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第7页。
    （56）郭沫若：《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第13卷，第364页。
    （5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民国丛书》第1编第76辑（历史、地理类），第5页。
    （5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民国丛书》第1编第76辑（历史、地理类），第1页。
    （59）王汎森：《新派史学的批评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和社会·史学卷》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60）王汎森：《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79页。
    （6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