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针对当时欧洲主流学术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外国学者在中国境内广为收集“学问的原料”，1930年代的这两个学术典范都强调中国历史的普世价值，反对将中国历史研究归类于偏重古代文献考订的国学。（51）的确，从黑格尔到兰克，欧美当时主流学术都认为印度和中国只有“自然史”而没有历史。“历史与自然相反，乃是由人的有目的行为所决定的，所以与所谓的自然人相反，只有文明的民族才有历史。”（52）1930年代前后，正值美国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日本帝国主义成为远东霸主，各方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争夺也转到对中国学术的控制和影响。其时，除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从事于中国之经济社会调查，其精密皆非国人意想所及”，（53）在中国境内进行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考察，还有北平协和医学校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及以北平作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遣送的各种科学远征队。用李济的话说：这些外国人不是专凭着其政治优势，“他们更有一套学术上的理由说给中国人听，使听的人亦可感觉到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54）作为体制内主流学术领袖的傅斯年强调：“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55）同样，正在日本市川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郭沫若，也不满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派受法兰西学派影响，好作放诞不经的怪论，认为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后人假造。（56）当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郭沫若坚信清算中国的社会，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辨别的，“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57）
    正是将中国历史视为世界史，或全人类共同文化史，1930年的这两个学术典范又旨在建设一个开明、平衡而具国际性的中国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家自不待言，因为他们相信人类有共同发展规律，鼓吹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较多关注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比较容易超越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狭窄框架。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序言中说得很明确：“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58）至于傅斯年史语所诸君关注的种族-语言，虽然较多关注文化精英阶层的文化感受，直接触及历史变迁中的种族识别和文化认同议题，但他们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也曾有效地防止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历史真实的曲解和遮蔽。王汎森的研究表明，陈寅恪研究唐代与外族关系史时，指出刻意吹嘘盛唐武功伟大，是忽略了客观事实。在他看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唐朝本身的武功，而是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陈寅恪还考证李唐先祖出于胡人，致使有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深为不满，认为陈氏将中国历史最足以自豪的李唐归于胡种是自损民族信心。（59）正如王汎森教授曾发人深省地比照傅斯年与王国维对殷周文化变迁的不同看法，得到结论是王国维以强烈的道德动机，试图维护“周文化主义”；傅斯年认为所谓周公之盛德，“则非历史学矣”。（60）因为在傅斯年看来，“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61）
    学术有多种发展面相，相关研究似也应有多个角度。作为中国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司马谈论及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发展时，援引《易·大传》中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六家，虽学术取向颇多歧异，但目的都是一致的，所谓“务为治也”。再至晚清道咸年间，阮元、曾国藩等人大力提倡宗宋学而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最终达到汉宋会通。无疑，司马谈，乃至此后的阮元、曾国藩等人，并非不知晓，或刻意回避学派间的对立和纷争。之所以认定大道并行而不悖，在于他们面临一个历史的大时代，需要兼综诸说、言会众端的文化和思想建设。就如司马谈论及六家要旨之时，正值统一的秦汉王朝兴起，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多民族相互依存的文化共同体；再至阮元、曾国藩等人强调汉宋会通之时，又是西方文明东渐，中国文明面临三千年以来未有之最大变局，必须有学术和思想上的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与之相应，如果仅从当时人、当事人的角度，一味强调“心同此心，情同此理”的现场理解，虽有可能在还原历史意义上有较为生动和细致的呈现，却不一定能够在思想史意义上有效展示那个时代与今天密切相关，或者说进一步拓展“使其在我”的历史精神。作为后来之人，我们的幸运在于能够用后见之明的批判性视野，不再背负前人的历史包袱，并超越前人的历史局限。尽管1930年代这两个学术典范有着语言-种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研究取向，与欧美学术又有着“东方学之正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应对，以及对现实社会激进批判和纯净学术之追求的不同考量，然而，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来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二者的交融会通之处在于共同开创了一个关于“中国”、“中国历史”书写的新境界和新格局。
    注释：
    ①②Eric Foner,"American Freedom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February,2001,p.6.
    ③《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Michael Ny-Quinn,"National Identity in Premodern China:Formation and Role Enactment,"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 ed.,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38.
    ⑤经典描述请参阅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⑥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449页。
    ⑦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⑧陈训慈：《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美国拉多黎教授著》，《史地学报》第1卷第3号，1921年。
    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