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撮要式此疏的文本差异及其作为史料的问题
    这份更容易导致“文献阻征”情况的文献，主要文字见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二。这些文字各种版本的《炎缴纪闻》所载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少数别异字。万历《广西通志》（以下简称《万历志》）、《粤西文载》（以下简称《文载》）、雍正《广西通志》（以下简称《雍正志》）抄录时，并未注明取自《炎缴纪闻》，而彼此给予所抄录文字的标题也稍为不同：《万历志》题作“韩雍议藤峡善后”，《文载》题作“断藤峡疏”，《雍正志》题作“藤峡善后疏”。
    《炎徼纪闻》在给这些书籍抄录的文字之前，先有一段背景性文字如下：“先是峡中有大藤如斗，延亘两崖，诸蛮蚁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峡。至是斩之，改断藤峡也。捷闻，上大喜，赏赉有差。雍乃上言。”
    以上各书抄录的韩雍“上言”，字数以出现最早的《万历志》所载较多，除了个别异体字之外，《雍正志》文字与之相同。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之分为四段，先抄录如下，而以《雍正志》和《文载》文本以及《炎徼纪闻》的《行边纪闻》（《行边》）、《纪录汇编》（《纪录》）、《四库全书》（《四库》）、《指海》、《借月山房》（《借月》）等数种参校，有异同者出校。《文载》删节较多，凡所删者，以下划线（——）表示：
    （一）
    臣闻猺獞之性，喜纵而恶法，惊悸之后，易动而难安。今渠率（35）仅已剪除，肄孽（36）尚遗千数。顷虽革面，终包野心，骤然摄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涣（37），再起欢哗。窃见上隆州土知州岑铎，先因祖母奏其盗嫂谋兄，奉旨推鞫，在禁五载，竟无证佐。臣愚以为，鸟兽之族，岂识彝伦，暧昧之言，讦自中冓。即使文傅（38）成狱，亦且称屈有词。（39）闻其人骁勇冠军，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眚，被以特恩，俾以故职，改隶浔州，为诸猺之长，抚安流冗（40），垦开（41）菑畬，彼且畏法怀恩，力图称报，因俗而治，庶可永宁。
    （二）
    夫大盗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乱，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横行。故制盗于初发，一谋士而有馀；治盗于既张，疲万人而不足。是以摘盗之隐，而禁盗之萌，莫如巡检。但各处巡检，类以流官，不辩（42）土音，不谙地理，沿牒迁转，终难责成。臣（43）部下土人李昇、陆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陆明贵、零扶寨等，皆久参行伍，亦效勤劳，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陈说，若量受一职，必能保障此方。况峡江百里，中有三滩，上曰勒马，下曰献俘，中曰碧滩，盗贼充斥，皆宜设官控制。而贵县龙山，藤峡之右臂也；武宣县东乡，藤峡之北户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为，宜移周冲巡检司于勒马，移靖宁巡检司于献俘，移思隆巡检司于碧滩，与馆驿同堡。而东乡、龙山亦各添设巡检司，使上下应援，往来逻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检职事，分署诸司，协助流官，因俗（44）防守。
    （三）
    至于藤县五屯，藤峡之左臂也，寔生獞人，与猺异党。洪武初，獞首覃福亲率其党八百人愿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为正千户，使率其属，编隶桂林。福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潜归故窟，生齿日伙，今且三千。先此藤峡之役，臣遣千户李庆招之，诸獞莫不挺刃应援（45）。臣以为，南蛮之俗，惮见流官，兼怀旧穴，曩者远驱省界，所以脱籍逃亡。若比照迁江屯所，就于本土开设千户衙门，因俗统治，以李庆为之酋帅，以福孙仲瑛为之吏目，筑城分哨，以控东隅，而黄丹、白马、蒙江、十二矶有警，皆其责任。
    （四）
    至于将官之任，尤宜得人。右江为事参将孙震，原柳州卫指挥，地利夷情，素所谙熟；湖广都指挥佥事夏鉴，谋勇过人，修仁、藤峡等处，厥功烂然；指挥使林聪，指挥同知张寿、刘政、张翀、梁太（泰），指挥佥事马义，俱历练老成，有谋有勇，或以从戎奏捷，或以保障垂勋。孙震、夏鉴堪任参将，宜以孙震守右江，夏鉴守左江。林聪、刘政等俱堪守备，宜以刘政守备梧州，张寿守备平乐，马义守备兴安，林聪等守备郁林，梁太守备修仁，张翀守备宾州。等事。如此，则防御稍周，峡贼必敛。
    以上四段文字，《文载》只抄录了头三段。这三段正是《炎徼纪闻》的原文。《炎徼纪闻》原文在上面引文的第三段之后，还有如下等如结束语的文字：“疏入，上皆嘉纳（《行边》、《纪录》和《四库》本其下有“行”字）之。乃设武靖州于浔州，以岑铎知州事。而五屯千户所及诸巡检司，皆如雍议也。自是民有宁宇者三十馀年。”这样，这件事情也可见得首尾具备。
    第四段其实是两种《广西通志》特有的，共有179字，除了结尾的11字外，皆不见于《炎徼纪闻》被征用的文字的前后。结尾的“如此，则防御稍周，峡贼必敛”11字，《炎徼纪闻》是上面所抄第三段的结束句子，方志编纂者将之置于第四段结尾，作为“疏文”的结束。
    《万历志》在这篇文字的题目下，注有“田汝成删润”五字。但这第四段明显是通志编纂者的加意成文，除了说田汝成没有说过的话，连田汝成也给“增润”了。这篇田汝成“删润”的善后“议”，《嘉靖志》没有记载，理由是《嘉靖志》成书远早于《炎徼纪闻》。《嘉靖志》所载条列式此疏，没有足以被《万历志》用为上引第四段依据的文字，所以《万历志》这段文字应该是“删润”自《军门志》最后一条的。
    在与《平蛮录》（和《军门志》）原文的对照之下，明显可见的是，这封由田汝成“删润”的韩雍奏疏，是节取《平蛮录》“处置地方经久大计事”疏中第三、四、五、八这四条而成文的。行文的开始数句，都是田汝成综合韩雍应有的意思而自发的议论，接着的是对原来疏文的“删润”。
    田汝成是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进士，官至广西右参议，文章到家，《四库全书提要》引《明史·文苑传》，称他“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炎徼纪闻》，即此编也。书凡十四篇，……每篇各系以论，所载较史为详”。《炎徼纪闻》此书成书年份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夏五月”（据《行边纪闻》田汝成《原序》）或“嘉靖三十九年（1560）夏五月”（《纪录汇编》田汝成《叙》），距离韩雍上疏经略大藤峡善后事宜（成化二年、1466），已经九十年。从以上所引的这一篇文字看，《四库提要》对田汝成文字造诣的评论已可获得充分证明。从文章的角度看，田汝成“删润”《平蛮录》的后果，实收文省意该之美，所“论”的大旨，可能也不失韩雍之意，甚至有道其所未道或未能道者的可能。但将《炎徼纪闻》的叙述和《平蛮录》或《军门志》所载比较起来，《炎徼纪闻》始终是史书的文字，经过史官“删润”的文字，而不是韩雍的奏疏本身。《四库提要》说《炎徼纪闻》“所载较史为详”，只是和《明史》所载同一事件的比较之说。实际上，此疏在引录奏疏时，实行既删且润，和韩雍奏疏的原来面目甚至语气相去甚远，更无法让读者获得更多有利于深入分析和全面了解的资讯。从史事的角度看，《炎徼纪闻》所载不只忽略了原疏的重要细节，还模糊了疏文的原来背景，用处远逊于《嘉靖志》和《军门志》。
    《万历志》又是增加田汝成所未说的始作俑者。用其所载来作史料，优劣颇不易说。好处是多了第四段的资料，坏处是混淆了资讯的归属性。
    从史料的利用上说，韩雍这篇奏疏自然应取《平蛮录》所载者为上，不得已则用《苍梧总督军门志》所载的，但在两者均无法获得的情况下，方志资料亦需利用。但正如本文的述析所显示，方志资料是有局限的。从《炎徼纪闻》对韩雍奏疏的“删润”，以及这封“删润”过的文字所在的三种书籍的文本比较，又可见可靠的文本之难得及其重要性，更可见“文献阻征”的无奈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