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柯林武德的批判精神
    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为其友人在他逝世之后整理和编辑而成。这是柯氏留给后世一部历史哲学的重要经典。今日重读，如见故人，又有新的感受。以前读时，缺乏整体反思。今读则更注重柯氏历史观之整体，为他所抱目的之伟大和批判精神之深刻所感动。他提出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是，作为人之为人的德性并没有随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进步，甚至还在倒退。可以说，人类社会至今一切负面问题的产生，都源于此。这个问题作为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现今已经变得日益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柯林武德无愧是一位伟大的先觉者。当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德性滞后这个矛盾日益尖锐之时，柯氏大声疾呼，并奋力推进历史学培根式或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说，他要使历史学能像培根和哥白尼在自然科学中改变观念从而引起革命那样，来解决人类历史的根本问题。不难理解，柯氏所追求的这个目的，确实堪称伟大。为了进行这场革命，柯氏反思和研究了几乎从古至今所有的史学理论。最引人注意的是，他这种反思研究始终充满深刻的批判精神。
    “批判”这个词语，在学界已经成为烂熟的流行语。如何理解批判的真意或其合理内涵？实际上，这个问题在许多人那里并不清楚。中国大陆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把批判作为简单否定或政治思想中的所谓“打倒”、“搞臭”等压迫意义来理解和应用。所以，凡是被批判者，无论人或事，都被认为是坏透了的，因而应当加以坚决否定和抛弃。当然，这种简单否定式的批判，在中外历史长河中并不罕见。只不过是，在中国大陆一段时间里，把这种“批倒、批臭”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造成深重的灾祸。以致那一时期，人们面对这种批判，如大难临头，谈虎色变，感到非常恐惧。那么，在学术思想理论中，正当合理的批判应当如何理解和把握呢？德国古典哲学在这方面，确实给人许多重要启示。例如黑格尔就曾直接指出，批判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对批判对象的不足加以补充和发展。就是说，批判不仅具有否定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补充和发展的意义。相比之下，我认为，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所给予我们对批判本真意义的启示更加具体，也更具有启迪性的深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导言中的著名论断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有批判的思想，从其思想背景看，可以说都是以黑格尔这一论断思想为其深层的理论渊源。正因为无论过去——消失的现实，还是依然活生生的现在——有待消失的现实，它们的出生和消失都具有合理性，所以不能简单否定。
    柯林武德对西方历史的划分，基本上按传统划分法，即古希腊、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期。就历史观而言，柯林武德认为，古希腊在以数学为核心的思想背景下，开启了哲学的实质主义先河。所谓实质主义，就是追求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如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凡是变动不居者，就被视为不可认识、无真理可言。而历史中的一切恰恰都是变动不居者，所以就被认为，在变化中消失的历史不可认识，也无真理可言。而此时史学家所写的历史著作，在柯林武德看来，不过是事件不同的排列组合和对之加以简单说明而已。这种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历史的本真，被柯氏讥讽为“剪刀加浆糊”的拼凑作品。因此，真正的历史学还处于虚无主义状态。在柯氏看来，这种史学的虚无主义就肇始于古希腊的实质主义哲学。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西方史学理论不能进展到把握历史本真，几乎都与这种实质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有关。不难理解，柯氏这种从哲学高度对史学虚无主义的揭示和批判，非常深刻。就是说，没有深刻哲学指引，就不可能有深刻的史学。
    最值得注意的是，柯林武德对中世纪神学和近代启蒙主义两个时期历史观所作的精彩批判分析。这种批判分析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一般学人，都赞颂启蒙主义思潮，而轻蔑中世纪神学。甚至黑格尔也不例外，他在《哲学史讲演录》里就抱着不耐烦的心态，说要穿上“七里神靴”快速跨过中世纪神学阶段。但是，就历史学而言，柯林武德却认为，中世纪神学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启蒙主义学者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一时期，突出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上帝乃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最高价值所在，且全智全能。世间万物也包括人，皆为上帝所创造。这样，世界历史统一性就由此而得以开显。以往的人类等级和地域的局限，都在上帝创造世界以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启示中被打破。历史分期也由上帝创造人和人之所为的历程不同而划时代地区别开来。虽然这种世界史的眼界还笼罩在神的光环之下，但是却为后来走向把握历史本真的史学视野作了铺垫。当然，在具体历史撰述的著作里，这一时期基督教史学家，并没有摆脱实质主义的知识论框框。然而，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相比，简单否定中世纪神学的启蒙主义者们，他们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史学方面却没有多少进步，以至于仍然不能摆脱实质主义的束缚。从笛卡尔的怀疑论的理性主义，到启蒙思潮的理性主义，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英国的洛克、休谟，虽然他们的批判各有所贡献，但在历史学上，都没有走出实质主义的怪圈。就是说，虽然他们与神学家不同，在近代开启了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思想主轴的新时代，即主体与客体关系为主的认识论时代，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找到历史学特有的知识道路，而是一味试图把自然科学那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移植到历史学上来，其结果却总是不能成功。以至于，他们在本质上对历史能否获得真知，仍然不能不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因此，柯林武德指出：“我们有关过去的观念绝不能像我们证实科学假说那样来证实。因而各种打算说明数学、神学的和科学的知识的知识理论，都没有触及历史知识的特殊问题；而如果它们自认为提供了对知识的完备解说，那实际上就蕴含着历史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⑥ 在科学蓬勃发展的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在人文领域各学科的思想主流都向科学主义靠拢之时，柯林武德特立独行，慧眼超群，能洞察到科学主义的局限，他的这种批判精神与同时代的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等的现象学运动，可谓殊途同归，又别具神韵。
    柯林武德对西方实质主义哲学传统的不懈批判，使他洞察到这种哲学在历史观方面显示的僵化和局限。这种哲学在开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中，有其不可否定的功绩。但是，在强迫历史研究适应这种实质主义哲学时，就不能不使史学著述沦落为“剪刀加浆糊”而不能探知历史本真的肤浅境地。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柯氏从黑格尔哲学的反思观念中受到重要启发，他进而认为哲学的本质就在于反思。正是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新史学理论，即他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历史观念。因此，他很自然地提出，重要的不是历史的过程外在情况如何，而是要探究发生这些历史过程背后的思想。就此而言，它认为自然与历史具有本质区别。正如柯氏所说：“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⑦ 同时，柯氏由此还提出：历史学不是为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实。这一点正好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相呼应，也非常契合黑格尔所强调的扬弃思想。就是说，现实总是扬弃地继承和包含着过去。在这里，他的历史哲学观念：“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虽然初听起来有点惊世骇俗，但这绝不是随便说出的结论。如果认真领会他关于反思哲学的观点，那么，史学理论既然上升到历史哲学，作为思想的思想，当然就不能只停留在历史过程外在的事件上，而必须探究历史过程背后的思想，作思想的思想之反思。笔者认为，正是柯氏这种反思所达到的深度，从本质上具有把握历史真正动因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