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艾森豪威尔用“多米诺骨牌”效应形象地诠释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必要性以来，“多米诺理论”就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美国政府卷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的“依据”。辩护者往往以此说明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必要性与合法性，而批评者则抨击说，正是美国政府对该理论的盲目迷信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并最终酿成悲剧。事实上，不管是辩护者，还是批评者，其立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目的是为了防止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从来没有哪个学者对上述预设提出过质疑。由此导致了另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识，那就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乃是针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而采取的防御性和地区性的措施。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本文不揣冒昧，尝试在分析“多米诺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将其内容、特征与美国的干涉实践进行比照，进而对该理论在美国干涉印度支那事务中的地位重新做出定位。
    一
    多米诺理论的源起大致可以追溯到1947年。（注：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此处所论述的“多米诺理论”专指战后美国针对东南亚尤其是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及美国应如何应对而发展出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事实上，适于该理论的基本逻辑在此之前即已存在，譬如，在遏制政策形成过程中，艾奇逊就提出了所谓苹果“烂一个，烂一筐”的说法。）该年5月13日，国务卿马歇尔致电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就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与战争政策表达了美国政府的忧虑，指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为将加强共产主义者在整个南亚地区的势力并危及西方各国在该地区的脆弱地位。[1]（P95-97）
    1950年4月24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一份名为《美国关于印度支那的立场的文件》（即NSC64号文件），首次以政策文件的方式表述了多米诺理论的基本内涵。文件指出：“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政府控制，其邻国泰国和缅甸也将落入共产党统治之下。”[2]（P745-747）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均认为，印度支那是东南亚的关键区域，美国应该向在该地区作战的法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驻西贡新任代办埃德蒙·古里安更是耸人听闻地提出，如果丢掉印度支那，世界上绝大部分有色种族都将迅速落入共产党人的“镰刀”之下。[2]（P803-804）不过，古里安的看法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政府高层人士的担忧仍局限于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此外，NSC64号文件相当简短，并未对多米诺理论的内容进行系统的阐释。
    1951年5月17日通过的NSC48/4号文件是形成多米诺理论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确定了多米诺理论的如下内容：（1）多米诺效应的根源--苏联的东亚政策：利用共产党中国的资源，将东亚大陆以及最终将日本和西太平洋沿海主要岛屿置于其控制之下。（2）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美国短缺的战略原料）及其众多的人口，东南亚各国对自由世界极具价值。（3）“丢掉”东南亚的后果。共产主义控制中国和东南亚之后，将会置日本于非常脆弱的位置并严重影响美国在太平洋的整个安全地位，大陆各国的陷落将导致美国控制的沿海岛屿链由基地变为前沿，并将导致这些基地相互间被隔离开来从而要求美国对军队的整个战略部署重新审视。（4）美国在该地区面临的直接威胁。文件强调，在东南亚地区，美国面临的直接威胁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武力征服和内部颠覆。不过，文件认为，虽然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相当重要，但“即使共产党中国发动公开侵略，使用美国军事部队以保卫东南亚大陆各国目前还不在美国全部安全利益的考虑之列”。因此，与后来的NSC124/2号文件不同，该份文件明确表示，美国不能做出保证，不让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之手”，而只是要求美国采取措施，为增强对沿海岛屿链的防御和在资源上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争取时间。[3]（P105-108）由于NSC48/4号文件的主要任务是评估美国在整个亚洲的目标，因此该文件只是从整体上强调了美国失去东南亚的后果，而没有对东南亚内部的多米诺效应作进一步的阐释。但如果我们将该文件与NSC64号文件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多米诺理论”的基本框架在1951年已经形成。
    多米诺理论最终形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是在1952年。鉴于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力度和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上连连受挫，该年年初，美国国务院建议起草一份文件，探讨美国的应对措施。2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名为《共产党在东南亚地区进行侵略的问题上美国的目标和行动计划》的研究报告。由于该份报告所针对的只是中国的“直接军事入侵”，并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因此，在国务卿艾奇逊的坚持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3月5日要求准备有关在中国不“入侵”的情况下，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行动报告。后经国务院和国防部一系列的讨论，文件起草小组最终拿出了定稿，并于6月25日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同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份名为《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政策文件（即NSCl24/2号文件）。[4]（P127-134）正是在该份文件中，美国政府全面阐述了多米诺理论的内涵，只不过没有冠之以“多米诺”这个时髦的名称而已。
    1953年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前任政府关于东南亚地区多米诺效应的说法。1954年1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NSC5405号文件）甚至大段抄引NSC124/2号文件的内容，以图证明印度支那对美国和“自由世界”之安全的战略性意义，强化“丢掉”印度支那在政治和军事上将造成的灾难性后果。[5]（P971-976）事实上，就多米诺理论而言，新政府惟一的“创新”就是将多米诺效应绝对化，其主要工作乃在于向公众推销这种理论。1953年1月17日，杜勒斯发表全国广播电视讲话，声言“苏联不仅通过朝鲜而且通过印度支那试图夺取日本。苏联控制了印度支那后，就会力图将控制延伸到日本和印度”。[5]（P360）同年12月23日，副总统尼克松通过电视和广播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是造成美国在亚洲所有麻烦的基本原因，并危言耸听地告诫美国公众，如果丢掉印度支那，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就会相继落入共产党人之手。[6]（P225-226）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在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再次推销多米诺理论，其对多米诺效应的夸张与尼克松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7]（P2373-2376）同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首次用多米诺骨牌来形象地诠释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丢掉印度支那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和美国干涉的必要性：将一排骨牌立起之后，推倒第一块骨牌，最后一块也将很快跟着倒下去。因此，只要有一个地方开始瓦解，它就会产生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反应。[8]（P382-384,P387-388）这样，杜鲁门政府多米诺理论的专利，被贴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标签，并由后者成功地兜售给美国公众，成为自杜鲁门政府开始美国在印度支那尤其是日后在越南进行干涉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