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多米诺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东南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世界上具有战略地理位置的各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力图控制的地区，因此，即使东南亚不会出现多米诺现象，美国也不会放弃对该地区的争夺。举例来说，就印度支那和朝鲜的比较而言，早在1949年划定远东防御圈时，美国决策层就曾对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大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做过比较分析，并认定印度支那地区最为重要；[10]（P296）1952年通过NSC124/2号文件的附件也明确指出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远远超过朝鲜。[3]（P113）于是我们可以提出下列质疑：为什么美国1950年愿意派兵“保卫朝鲜”，而使用军事部队去保卫战略意义远为重要的印度支那在1951年却不在美国全部安全利益的考虑之列，甚至表示不能保证不“丢掉”东南亚呢？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美国此时在朝鲜腾不开手脚。但美国在朝鲜大动干戈而置东南亚于不顾则恰好说明，只要某一地区具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不管它的“丧失”是否会导致多米诺现象的出现，都将成为美国力图控制的目标。因此，东南亚地区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只是美国力图控制该地区的一个因素而非多米诺理论的特定前提。更有甚者，美国政府“使用美国军事部队以保卫东南亚大陆各国目前还不在美国全部安全利益的考虑之列”的表示进一步说明，即使东南亚地区发生多米诺效应，在当时情况下，美国也不会全力以赴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多米诺理沦本身并不构成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充要条件。
    第三，多米诺理论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即它具有强烈的地区性和防御性色彩--在东南亚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但就美国的政策目标而言，其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既不局限于地区性目标，也不具备防御性特点。也就是说，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指导方针已经远远超过了多米诺理论的范畴。就1954年之前而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反共干涉具有四重考虑：（1）确保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控制，以免“反共事业颗粒无收”；[3]（P133）（2）防止东南亚地区多米诺现象的可能出现；（3）“如果不在印度支那承担义务，在朝鲜战场上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便毫无价值”；[3]（P113）（4）从欧洲的战略意义考虑，印度支那所发生的一切远比在朝鲜所发生的一切重要，[5]（P930）因为丢掉印度支那将对法国产生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5]（P603）而一个强大的法国则是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的重要工具。由此看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乃是其全球遏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之所以要进行干涉，乃是基于多重考虑而非仅仅局限于防止东南亚地区多米诺现象的出现。而在1954年之后，美国的这一全球遏制政策目标依旧没有改变。
    那么，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是否如多米诺理论所展现的那样，乃是基于防御性的目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理论上说，遏制政策本身就不是防御性的，因为其最终目的是要使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确立所谓“民主”政权的一统天下。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目标并非仅限于防止多米诺骨牌倒向自己这一边，其最终的目标乃是使骨牌倒向苏联并促使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张骨牌--苏联倒下去。而从现实的目标和手段来说，美国的所作所为绝非仅仅局限于遏制。早在1951年，杜鲁门政府就确定了美国在亚洲的目标，即在亚洲建立非共产主义的“亲美”政府；消除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或者将其力量与影响削减到不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的程度。[3]（P106）显然，鉴于新中国业已成立和苏联已经在亚洲具备一定影响的事实，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目标绝对说不上具有防御性的特点。至于日内瓦会议后的越南问题，美国历届政府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为了“保卫”南越，即防止多米诺骨牌进一步倒塌。但事实绝非如此。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对划线分治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力主法国固守越南北部的各个孤立据点，以备日后反攻之用。[3]（P154）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于8月20日又通过了一项政策声明（即NSC5492/2号文件），敦促采取“大规模而有效的半公开行动”来维持印度支那的非共产党政府并促使共产党对北越的控制越发困难。[3]（P164-166）在1956年的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美国政府又一次声称要“努力削弱北越和南越的共产党力量，以便最后能让南越和北越和平统一，成为一个反共人士领导下的自由和独立的越南”。[11]（P24）显然，就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其对越政策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遏制，而是杜勒斯所谓的“解放”。至于后来的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只谈“保卫”南越，一则是因为这种提法有助于获取道义上的支持；二则美国在南越本来就已经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对北越实施反攻，也就是说，这两任政府在越南采取“守势”乃是出于无奈而非出自本意。
    由此可见，对东南亚地区多米诺现象可能出现的担忧的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绝非仅仅是多米诺理论的产物。而正如前文论述的那样，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既不具备地区性特征，也不具有防御性色彩。就对抗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目标而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多米诺理论的目标范畴。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的发展虽然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前者是否可以构成后者的必要条件也很值得怀疑。事实上，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并非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作为战后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大国，美国的目标一直都是谋求世界霸权，实现美国对世界各地的控制，为美国谋取各种利益。而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壮大显然对美国的这种企图提出了当时最强有力的挑战。为了实现独霸世界的目标，美国必然要遏制苏联、遏制共产主义，而印度支那恰恰又为美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战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的发展决定了美国主要的干涉形式和干涉内容--通过反共斗争来谋求对印度支那的控制。显然，我们不能将决定干涉形式和干涉内容的因素等同于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根源。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即美苏冷战还未开始之前，罗斯福总统就提出了在印度支那实行国际托管的反殖计划。按照安东尼·艾登的说法，罗斯福此举乃是指望“从前的殖民地一旦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了自由，就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靠美国，而他是不用担心别的国家能担当得了这个角色的”。”[12]（P895）由是可知，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是美国控制印度支那并借此谋取各种现实利益的野心。[13]（P105-112）（注：可参见拙作《1949-1950年间美国卷入对越干涉的再考察》，《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因此，即使印度支那不出现共产主义运动，只要该地区出现不利于美国实现控制和谋取利益的力量，美国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