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吉田松阴通过批判儒学为近代日本社会打造了一个神圣的神道思想空间的话，那么如何焕发出这空间中民众整体的精神活动能量，便成为他下一个思想运作的课题。因此在他根据自己对中国鸦片战争的理解，作出了“满清为夷所侵，瓦解土崩，无足论者也，卒之山金请和而后止，然其间不见复有唱义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盖由纲纪废驰，而贤才不用，操习不熟尔”（注：《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336页。）的结论之后，继而得出了“吾邦自有可恃者而存焉，世禄之将士也，是以其所守之土地，则祖宗之土地也，其所养之将士，则祖宗之将士也。其忠义思报豢养之恩，其敢勇愿试练熟之艺，比之满清郡县之吏，调募之卒，强弱之分，霄壤不啻，是所以为可恃也”（注：《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336页。）的论点，坚信不同于中国官吏，拥有“忠义”与“敢勇”的日本武士阶层是绝对“可恃”的战斗力量。
    众所周知，在日本历史上，武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作为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的武士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日本民族的一种特有道德精神。吉田松阴出身于下级武士世家，因此，武士要服从君命，献身国家的训则彻底铭刻在他的心里。他曾经在著名的《士规七则》中，以儒学“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的思想，论说武士道的道德精神，进而以第七款“死而后已，四字，言简而意广，坚韧果决，确乎不可拔者，舍是无术也”（注：同上第二卷，第15页。）的条例，把武士道的道德精神凝结到最高的境界，要求真正的武士应当以蔑视死的姿态展示对主君的诚信，以无畏死的精神实现武士生命的真正意义。
    吉田松阴不仅以自己的人生力行和实践了武士道的训则，而且更积极倡导和鼓吹把武士道由武士阶层普及于一般民众，提倡将武士对主君的主从一体关系上升到民众对天皇的一体关系。将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武士阶级的内在联结，贯穿到民众与国家的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内在联结，他的这一思想是通过对中国鸦片战争的论述而展开的。“大西洋夷竭智力而汲汲孜孜者，利而己矣。唯其利之争，故无义无勇也。无义无勇，故茹柔吐刚，满清虽柔弱，以其国则广大，以其人则众多，果能上下一心，擢拔义勇，除去奸佞，则外夷安敢窥之”（注：同上第一卷，第337页。）。在他的认识当中，鸦片战争的失败既非西方强人的原因所致，亦非与中国柔弱的因素相关，关键在于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广大民众未能上下一心，协力作战，从而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因此，当日本处于国难当头之际，他用身心向全国的民众发出了“天下有难，亿兆臣民，皆当死之”的呼唤。他自己也用生命实践了“偻虽在幽囚，犹在兆亿之数。封疆之内，区区之心，不能自己”（注：同上第五卷，第10页。）的真诚。于是，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格律就这样通过吉田松阴的解说被贯彻到民众之中。原本作为武士阶层所应遵守的武士道也变成了全国上下民众皆应为国捐躯的无形道德条例。应该说，在日本社会受到西方殖民扩张势力的冲击下，吉田松阴这样的思想，有着极大的现实性和政治价值。
    同样应当指出的是，吉田松阴所提倡的这种武士道思想，在近代日本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影响极大。
    十九世纪中叶实施锁国政策的中国和日本，先后被迫向西方国家开国。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视中国鸦片战争的历史为借鉴，通过“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吾之所宜以为则者，莫若清国。”（注：同上第二卷，第55页。）的历史解说和思想阐述，觉醒到开国后的日本必须是一个近代化的完整而强大的统一体。这一最直观的醒悟，引导了吉田松阴的思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