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冯家昇的西北史研究
    在禹贡学会时期，冯家昇发表了《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27）、《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结论》（28），以及受命编辑了《禹贡》半月刊的“西北研究”专号（29），加上《介绍“到西北去”的两部书》和《再介绍“到西北去”的一部书》（30），冯家昇关于西北史的文章占到《禹贡》半月刊有关西北史研究的24篇（31） 的1／6。有论者认为冯家昇《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结论》的发表，标志着他的治学兴趣由东北史渐次扩大到了西北史（32），其实这种转变正如冯家昇在《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所说“我就想把这（辽、金、元）三史作个研究的基础：由辽金史上探到鲜卑、乌桓，由元史下迄现在的旗，蒙，旁及西北史地”来看，他的东北史、西北史是由辽金元史相联系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更为恰切，只是由于工作环境变化的缘故，在1937年以后，对西北史地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1939年至1947年，冯家昇在美国工作期间，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有丰富图书的有利条件，除对火药的发明及其传播作了研究外，为了开展对古代维族史的研究工作而开始学习古维文。回国后，他在考释古维文--回鹘文的写本、刻本和文书以及突厥文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启了我国学者对回鹘和突厥文献研究的先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陆续发表了《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33）、《回鹘文与回鹘文〈玄奘传〉》（34）、《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35）、《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36）、《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37）、《回鹘文契约二种》（38）、《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39） 以及《1960年吐鲁番发现的古突厥文》（40） 等一系列专题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好评。
    除此之外，冯家昇的西北史研究还主要体现在主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和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新疆部分编绘、《辞海》西北民族历史辞目等方面。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虽然“所收材料十之八、九是汉文的，间或有外文而临时译成汉文的；至于维族古今的材料和外文材料，收集的很不够，近代中外学者研究的专题报道，收集的也不多”（41），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对材料的收集不可谓不系统和丰富。其特点在于采用纲目体裁，对有关维吾尔的居住地、名称；维吾尔族的发展强大、迁徙；维吾尔族主体西迁后在新疆及中亚的活动等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运用大量的史料阐述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与中原历代封建王朝的密切关系，至今仍为研究维吾尔族史及西域史的主要参考书。
    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不仅集中反映了我国沿革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而且也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是新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42）。冯家昇与翁独健等负责新疆、中亚地区的编稿工作。1973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完成编稿，冯家昇虽因病于1970年去世，但他对这部巨著的贡献却是不能忘记的（43）。
    三 冯家昇边疆史研究的特点
    冯家昇的边疆史研究除东北和西北外，他还对中国北方其他边疆民族史也有所关注，如其《匈奴民族及其文化》（44） 一文就对匈奴族的名称变迁及其先世、种属、兴衰和文化作了深入研究。纵观冯家昇的边疆史研究，笔者以为大致可以概括为关怀现实的学术品格、重联系的研究理路和自觉运用新材料三个主要特点。
    冯家昇认为“学术虽无国界，但对这一项--边疆史地--却该有国界”。在谈到日本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近况时，他特别提出“第一要注意他们的现代地志及地图”，这是“因为这两项特别对于军事政治是有深切贡献的”；“第二是要注意他们的各种调查报告”，而此项工作是以满铁株式会社为中心的，他说“满铁株式会社之在我东北，如英之印度公司在印度，它不但含有经济的性质，并且具有政治的意味”；“第三是要注意他们对于东北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因为这是日人拥护他们‘生命线’的言论，不得不略论之”。他所关注的以上这几个重点无不与日本侵略我国的紧迫形势紧密相关。他的《原始时代之东北》、《周秦时代中国经营东北之考略》、《汉魏时代东北之文化》即在于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说明东北地区本是中国固有领土，以揭示日本所谓“满蒙非支那论”的军国主义侵略本质。他在禹贡学会期间的短短三年里，三次发表文章从不同方面对日本的中国东北史研究给予特别关注，体现了一位爱国学者对现实的极大关怀。
    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为便于研究，以某一时段或某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对其研究对象作孤立的研究，因为这种人为的划分本身并非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就要求研究者在以特定区域和时段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必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做到纵向和横向的联系。此番道理固然简单易懂，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未必人人都能轻松易得，而冯家昇却能在这方面做到自觉。前已述及，冯家昇在阐明他的东北史的研究计划时就设想以辽金元三史作为研究的基础，向上则由辽金史而至鲜卑、乌桓，向下则由元史而迄“现在的”旗、盟，同时由辽金元史为线索而由东北史地渐旁及西北史地，鲜明地体现出联系的学术研究理路。
    传统史家研究中国历史主要凭借文献记载，重在对史料的考据、版本的校勘等，冯家昇的《辽史源流考》即是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旧史的样板。近代以来，随甲骨文、金文的发现，王国维在1925年提出在古史研究中应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彼此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冯家昇在他的边疆史的研究中，即已体现出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他在其东北研究计划之“搜集并整理材料的计划”中提出“正史之《东夷列传》，前人多不仔细读……我想拿善本来校勘一次”，“杂史笔记……应当按照前法整理一下”，体现出他对传统材料和方法的重视；同时他也指出“古器古物应设法摹拓……如一二年来日人对于新罗旧城之发掘，渤海旧京之发掘，当然可以拾取他们的报告”，这又说明他对近代考古资料之重视。冯家昇指出，“人类已往之活动既极悠久，而文字所载又极简略，故历史家于研究纪录之余，必有资于地下之发掘与夫山野之采集也”。也正是运用了当时可资利用的几乎全部考古资料，他才写出了《原始时代之东北》一文。不惟此文，他还在其它一些研究中体现了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的倾向，如《汉魏时代东北之文化》、《蠕蠕国号考》（45） 等。由此可以看出，他以具体而深入的学术实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提倡将传统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有机结合的新史学在史地学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