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一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现代中国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具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在郭沫若诸多的史学著述中，《十批判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由于《十批判书》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著作而被学人所重视，而且，《十批判书》还屡遭各种争议与非难，并直接影响到了对郭沫若学术及其学品的评价和认识。众说纷纭之际，亦关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相关问题的基本看法。凡此种种，使《十批判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本文试图梳理《十批判书》自成书之时至今60余年间所出现的各种评价与争议观点，借此展现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
    一、20世纪40年代对《十批判书》的评论
    1937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42年，在庆贺他50寿辰时，周恩来对他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1]（P195）1943年至1945年，郭沫若加强了对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撰写相关学术论文达20余篇，并于1945年结集为《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其间，还写出了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甲申三百年祭》。稍后又推出了《商周古文字类纂》和《历史人物》。《十批判书》的研究和撰写是有着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
    被认为是《十批判书》中最重要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完稿于1944年7月。杜国庠看过原稿后写诗称赞：“殷契周金早擅场，井田新说自汪洋。庐瓜一样堪菹剥，批判依然是拓荒。”[2]（P474）郭沫若以“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之由将杜诗录于《十批判书·后记》中。当时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林伯渠也看到原稿，题写《读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诗四首，诗中将郭沫若比作解析古代学术疑难问题的“斫轮手”。[3]（P70-71）不论是“拓荒”还是“斫轮手”，均说明杜、林二人强调的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
    如果说杜、林的赞诗“有点近于标榜”（郭沫若语）[2]（P474），尚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评论的话，那么，作为《十批判书》的著者，最先对《十批判书》作出评价的，却是郭沫若本人。
    众所周知，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他步入史坛的奠基之作。这部书首次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开始建立起来。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即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到《十批判书》即对于古代历史社会史和思想学说史的研究，反映了郭沫若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自觉意识，也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继续发展。《十批判书》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开篇，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结尾，共收十篇“批判”。1945年5月5日，郭沫若在该书“后记”中说：“我自然并不敢认定我的见解就是绝对的正确。但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无论是怎样的诡辞，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寻求得造此诡辞者的基本立场或用意，然后这一学说或诡辞的价值才能判断。”[2]（P465、479、481）“彻底剿翻”材料、“以人民为本位”的评判标准、探寻某学说产生的社会属性等材料和方法的“运用”，使郭沫若对该书的观点“比较心安理得”，而以上几点，正是《十批判书》的特色，也是对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新意所在，这大致包括：在材料上的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持“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的“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所属材料与方法二者当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共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规范指标，而“以人民为本位”的指导思想则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容易出现争议的要素。
    郭沫若述及自己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时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2]（P467）既然涉及“立场”还要再定“评价”，《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先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失误作了自我批判，意在修正其对于古代社会性质的判断，随后便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很多方面即表现出了他的“一家之言”，如“袒护”儒家，批评墨家，因为“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们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认为韩非是“帝王本位的反动派”等。看得出，一味使用“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是得出这些“翻案”结论的直接原因。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此类观点，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也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
    《十批判书》出版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介绍与评论的文字频频见诸杂志和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