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以北，自潮白河和滦河到大、小凌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自蒙古高原依山麓坡地东下而最终进入朝鲜半岛丘陵地带的游牧文化和自东亚大陆地区腹地向北和向东北扩散的农耕文化的汇合构成了这个地理单元最主要的文化交融和碰撞。然而，商和西周时期的这一地区几乎失载于同时期文献，东周文献常被征引用于说明此地更早时期的族群分布和文化成分。出于对东周文献的有效性的考量，对这个地理单元的政治和文化格局的严肃讨论不得不转而倚重于同时期物质文化的发现。所幸自20世纪40年代起，辽宁喀左及其邻近地区出土铜器即已见诸记录，70年代中期屡有重要发现，目前出自该地区的铜器已经累积到一定数量，特征鲜明，无疑为了解商和西周时期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与碰撞提供了极佳材料。迄今所见铜器集中出土于辽宁凌源、宁城、喀左、朝阳和内蒙古赤峰等地区，而喀左又是大宗发现的最频密的出土地点，因此本文从行文方便考虑，将整群铜器称之为喀左铜器群。也有学者以大小凌河流域铜器或者辽西地区铜器相称[1]。以形态和纹饰特征明确、甚至有指向清晰的铭文等辅助材料的铜器瞽测上古中国的政治或者文化格局并不鲜见，自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以来，已有多位学者以喀左铜器群为材料讨论商和西周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分野。仅就器物形态和铭文而言，以往的研究已近臻备。但如果从喀左铜器群讨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则以往各家的说法皆有可商之处。学术史观察揭示，在喀左铜器群的性质上的意见分歧不是由于资料多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学术范式的差异导致的。因此，对喀左铜器的再讨论在明晰文化归属之外，对于如何利用物质文化资料讨论上古中国的文化分野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为考古学研究转型提供一种思路。
    一、基本资料的分析
    喀左铜器群基本出土于由大、小凌河和老哈河围合的地理空间之中。这里地处蒙古高原东端和渤海之间，属于低矮山地和平原类型。喀左铜器群中大部分出土于河流旁山地上的孤立埋藏之中，发掘者及研究者大多将埋藏环境定义成为“窖藏”，因此，喀左铜器群中各批器物均无周边地层或遗物可作年代或者性质参考。几乎所有的喀左铜器群都是偶然发现的，相应记录必然有所疏漏，但由于埋藏结构相对简单，因此在出土器物的事实性描述上，各家没有分歧。对于业已公布的铜器，已经有学者多次作出细致的数目和种类统计，以及类型学分析[2]。虽各家分析有细微出入，但基本判断大体近似。已经见诸报道的喀左铜器群略述如下：
    一、1941年传出自喀左县小城子乡咕噜沟村的2件铜鼎[3]。原器已佚，陈梦家公布其中之一。该器形体巨大，兽蹄足，陈梦家推定为西周成王时期，其他诸家均无异议。
    二、1955年出自凌源县海岛营子村马厂沟的16件青铜器[4]。保存完好者为12件，计有甗2、簋3、盂1、卣2、罍1、壶1及盘2。林永昌综合李学勤、彭裕商、刘启益和朱凤瀚诸家意见，将此批铜器区分成为两组[5]，其中蝉纹盘、鱼父癸簋、饕餮纹甗、弦纹甗、蔡簋、匽侯盂和匽侯壶都被归入殷墟四期到西周早期成康之世；而史伐卣、三足盘（原报告定名为夔凤纹鼎）则归入西周中期。三足盘的年代，如依据沿下条带状鸟纹形态，甚至可以晚到西周晚期[6]。原报告中鸭形尊似被排除在分类之外，有研究者称其为凫尊，认为与江苏丹徒母子墩所出凫尊近似，但是两者在纹饰、外形轮廓和器形比例上差距明显[7]。原报告中的贯耳壶虽被研究者归入第一类，但是十字带纹装饰并不见于其他西周铜器。上述两器可能代表仅见于喀左铜器群的地方色彩。此批铜器近半数带有铭文，但是铭文显示的归属却很分散。“匽侯”铭出现在两件铜器之上，暗示了喀左铜器群和燕山南麓的周人政权之间的关联。但同期出土的“史伐”、“戈父庚”、“蔡”和“鱼父癸”则指向其他的作器者。
    三、1973年出自喀左县北洞村两处窖藏的12件青铜器[8]。北洞铜器出自相距3.5米的两个窖藏坑，两坑分别标识为北洞一号和北洞二号。两坑中各出铜器6件。其中，北洞一号出1瓿5罍，形态特征上具有显著的商器风格；北洞二号出鼎3、罍1、簋1及带流钵形器1。虽然其中的若干纹饰特征也见于殷墟晚期，但可基本推断器物年代在西周早期。北洞二号所出龙凤纹罍和带流钵形器也不见于中原地区，前者近似四川彭县竹瓦街窖藏所见铜罍，而后者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例子[9]。此批铜器也多有铭文。北洞一号所出铜罍上的铭文，唐兰释为孤竹，因而推断喀左一带系商代孤竹国范围[10]。北洞二号方鼎铭文涉及“箕”，如结合其他有类似铭文的铜器，箕侯在地望上应在近匽侯之地[11]。
    四、1973年出自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天宝同的1件铜甗[12]。发掘者判断此件铜甗的年代在商代晚期，研究者多将其推断在殷墟二期。
    五、1974年出自喀左县平房乡山湾子村的22件青铜器[13]。此批铜器计有鼎1、鬲1、甗3、盂1、尊1、卣1、罍3、簋10及盘状器1。发掘者推断包括子荷戈甗、伯矩甗、鱼尊、提梁卣、牛纹罍、史方罍、尹簋、父乙簋、庚父戊簋等绝大部分铜器的年代在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而叔尹方鼎则显示出西周中期的器物特征。此外，盘状器为直径32.5厘米的圆盘，口沿上对称孔8个，其形态在迄今已经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中亦无类似者。此批铜器中15件有铭文，但是组合甚为复杂。“子荷戈”、“伯矩”均见于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所出铜器上，而其他铭文则指向殷墟和关中地区。
    六、1979年出自义县稍户营花尔楼村窖藏的5件铜器[14]。此批铜器包括甗2、鼎1、簋1和俎1。林永昌将此批铜器中大部分的年代推断在西周早期，但认为无耳圈足簋的年代在殷墟三期。铜俎较为罕见，尤其是方座之下系铃的做法，似只能在北方铜器中找到近似例子。
    七、1981年出自内蒙古翁牛特旗花乡头牌子地的3件铜器[15]。此批铜器包括2鼎1甗。研究者多推断此批铜器的年代在商代晚期。林永昌更进一步辨识，两件深腹铜鼎的年代在殷墟一期；而铜甗则推定为殷墟三期。
    八、1979年出自喀左县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窖藏的10件铜器[16]。此批铜器尚未完整公布，已见诸报道的包括甗5、圆鼎1、铃首匕1、夔纹鼎1、簋1和盘1。研究者将前7件推定为商器，后3件被推定为西周早期铜器。铃首匕从属于草原地带青铜器组合。若干铜器上带有铭文，所见圉簋铭文与出自琉璃河M253的圉组铭文应为同组。而另外的铭文，如“父乙”和“父庚”则指向殷墟。
    此外，朝阳木头城子、朝阳大庙和赤峰大西牛波罗也有铜器窖藏的发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