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左铜器群的研究上，铜器铭文的指向意义被放大，视为历史上政治势力分布的风向标。具体而言，在众多标识铜器归属的铭文中，以往研究者尤其关注两类铭文，其中之一是“匽侯”铭文。马厂沟窖藏中出现了明确无误的巨侯铭文，研究者视带有匽侯铭记的铜器的分布等同于燕文化的分布，并进而等同于燕国势力的分布，因此提出出土有明确匽侯铭文的铜器的地域即是燕文化的势力范围。另一类是“孤竹”铭文，与东周文献中提及的商之北土相关，也同样引起重视。诸家研究者单单依据铭文即认定喀左铜器群归属于燕文化[25]。这种由铭文及器物，由器物及文化的逻辑疏漏适逢国家主义思潮高涨，非但不能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强化。20世纪70年代，喀左北洞村铜器群的发现者提出，“文献记载的商周之际的燕亳之地是包括了辽宁地区在内的。三千多年以前地处祖国东北的辽宁地区就早已是商文化所及的地区，商代族属及其后裔在北方燕地的历史活动还一直延续到西周以后，他们对北方燕地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中原文化向东北地区的传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叫嚷‘长城以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北洞殷周青铜器的发现，给了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又一强有力的回击”[26]。天宝同的发掘简报作者也认为，天宝同铜甗的出现，“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居住，并始终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对探索商文化在我国北方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27]。至于燕器为何出现在喀左一带，多数论者并未提及。张亚初则认为喀左铜器系燕人匆匆撤离时掩埋的窖藏[28]。
    不可否认，学术界一直存在以其他研究范式替代器物学范式的尝试，其中最显著的是考古学范式和人类学范式的萌生。在考古学范式中，学者们多半基于对器物与出土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的认同，强调在考古学文化中理解器物。郭大顺和董新林对喀左铜器群出土区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梳理，提出喀左铜器群应该归属于魏营子类型[29]。考古学范式在两个方面对器物学范式进行了修正，首先强调器物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考古学情境之中；其次，相对于器物学范式偏好以单线式进化模式和传播论进行解释，考古学范式则倾向于多元模式和小地域传统。这种多元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传统，“满天星斗”说鼓励了各个地域单元的独立的考古学编年的出现。喀左铜器群文化归属上的魏营子类型说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但是，魏营子说不乏值得商榷之处。林永昌质疑董新林编定的魏营子类型的年代序列，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魏营子类型延续到西周中期之后，这样就形成了本地土著文化和器物埋藏年代之间的缺环[30]。但更为重要的是，假定喀左铜器“窖藏”的考古学情境等同于周临地区文化层的考古学情境仍然是一种简单化处理方式。将这种假设运用于不同类型文化的交汇地带尤其危险。喀左铜器群中绝大部分器物类似于出自琉璃河甚至殷墟的同类器物，并且辅以准确的铭文资料，恐无法以土著文化予以解释。
    另一个对器物学范式构成挑战的是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范式，以宫本一夫提出的喀左铜器群的“威信财”属性的假说为代表。“威信财”是人类学和考古学中讨论社会权力结构时常用的一个概念，它并非始见于日本学术界，而是prestige goods的日文译法，辗转传入中国之后，有学者沿用此称，也有改用“威望物”一语。这个范式基于对器物学范式中物质和历史之间的直接映射关系的批判，借用了人类学中器物和行为关系的模式。宫本一夫提出，喀左铜器是燕地贵族和喀左一带地方以重器换取对地方的控制的结果[31]。以“威信财”方式解释考古学遗址中出现的特殊物质类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其他考古学传统中也不乏成功典范。波拉尼（T.Polanyi）认为，“威信财”是在由不同政体之间的沟通和政治往来构成的礼制性交易基础之上出现的，有可能被选择作为“威信财”的物品都是异文化精英生活中的奢侈品[32]。礼器是意识形态“物质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因而也最容易成为可能的“威信财”[33]。但是，接收文化常常摒弃异文化奢侈品附着的礼制意义，将其视为可以表达自身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立场的物质。因此，接收文化并不是被动的受体，而是有意识地选择输入的异文化奢侈品的类型，改变其组合关系和使用方式。“威信财”假说能有效地解释燕地甚至更早时期的殷墟青铜器为何出现在喀左地区，但是却无法解释这些青铜器最终以窖藏的形式埋藏的原因。
    三、行为考古学阐释
    行为考古学出现之前，历史－文化考古学惯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稳定存在的状态描述考古学遗存，考古学遗存的形成常常用单一的因果关系表述。建立在对静态描述性的考古学的批判基础之上，以麦克·施斐尔（Michael Schiffer）为代表人物的行为考古学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于美国中西部地区，他们提出行为考古学就是“对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人类行为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描述和阐释”[34]。这一学术潮流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革新了对考古学遗存的形成过程的认识，二是刺激了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根据行为考古学的观念，任何考古学遗存都是多环节、多步骤的“过程”的结果。在物质的生产、流通、使用、埋藏、后埋藏、发现和阐释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影响考古学遗存的成分和面貌的人类活动和自然活动。在物质从生产到形成考古学埋藏的前埋藏过程，多种多样的“行为”影响甚至改变了这个进程。以往的历史－文化考古学常常会片面强调某个特定环节上的“行为”，并建立其与考古学遗存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忽视其他的行为。在喀左铜器群个案上，影响到“窖藏”的考古学面貌的行为至少包括生产、流通、使用和埋藏四个过程，而以往的研究往往任意强调了其中某个特定的过程。广川守提出的本土来源说和其他诸家提出的外源说是对生产行为的假设，陈梦家首倡的中原文化北渐说和林永昌的劫掠说是对流通行为的假设，宫本一夫的威信财说则是使用行为上的假设，而埋藏问题一直为诸家所忽略。但是，对喀左铜器的性质判断不能离开对上述四个方面的综合考量。
    从已有资料判断，喀左铜器群属于规律性埋藏。在以喀左为中心的地区，所见内涵高度近似的铜器窖藏已经多达十批以上，这种分布规律可以排除喀左铜器群是偶尔原因形成的可能性。同时，器物形态和铭文的多元特征表明喀左铜器群是非原生形态的器物积累。大多喀左铜器群都是非正常的器物组合，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器组合。对同一组群的铜器的形式分析和铭文分析都显示，铜器年代跨度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晚期，小波汰、马厂沟和北洞均属此例。而铭文则指向多个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作器者，可以明确隶定的作器者包括匽侯、亚箕、蔡、圉、伯矩等约十人之数。因此，喀左铜器群应该是以自殷墟或者燕地输入的铜器为主体，而且，输入过程应该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中原铜器也有可能在行用一段时间后才输入喀左一带。那些在中原找不到近似例子的铜器是否为本地制造，或者自其他来源输入，目前的材料尚不足以讨论。毕竟这部分铜器所占比例有限，不影响对喀左铜器群的整体判断。
    喀左铜器群的文化归属推定已经越来越趋向土著说或者游牧居民说。这一表述的转型固然和学术史潮流的变迁有关，单线式模式和传播论被扬弃，学术讨论的泛政治化倾向的减弱，导致土著说或者游牧居民说更容易被提出和被接受。但是，仅就喀左铜器群的物质文化组合而言，也有足够的支持证据。文化边缘地带的器物埋藏可能归属对峙的任何一方，虽然窖藏中的器物大多是中原风格铜器，但是多种风格、多种来源、多种制作铭刻的铜器的集合暗示了流通和再分配过程的存在。这个流通过程既可能如同燕人说支持者所相信的是《左传》所记载的授土分民的结果，也可能是宫本一夫提出的“威信财”方式，或者是林永昌提出的强烈冲突的劫掠方式。但是，各个地点所见的铜器组合有别于中原式铜器组合，其中出现的非中原风格的铜器断不可能出现在中原式的运用之中。此外，埋藏环境中的一个特色更有助于倾向土著说。在小波汰、天宝同地点，石块和不规则石板得到频繁使用，这正是青铜时代广泛见于草原地带的埋藏行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