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略述表明，喀左铜器群无论在器类组合、形态、纹饰和铭文上，还是在埋藏环境上，都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以往研究者都已经注意这些特征，但可能受到学科范式的限制，过度关注铜器本身，而忽略了铜器的情境。正如柯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指出，对于情境的关注与否是区分考古学和器物学的一道鸿沟[18]。对铜器群的考古学观察既需要考虑到器物的内在尺度，即材质、尺寸、形态、纹饰和铭文，也需要关注外部尺度，即组合关系、出土位置和埋藏环境。虽然几乎所有喀左铜器群都是偶然发现后才经考古学家整理，但其埋藏信息并没有完全丧失，而且在相关报道中均无遗漏，因此在考虑喀左铜器群的文化归属时应该被纳入考量范畴。
    喀左铜器群在器类组合上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是异常的种类关系。广川守注意到，在喀左铜器群中不见觚、爵、觯等小型铜器，而以大型铜器为主体，甗、簋和罍所占比例偏高[19]。其中，山湾子出土22件铜器，甗、盂和罍合计16件。北洞一号出土6件铜器，5件为罍。北洞二号出土6件铜器，鼎和罍合计4件。小波汰出土10件铜器，鼎、簋和罍合计8件。但是，大型青铜容器的高比例成分究竟是仅见于喀左铜器群的特色，还是窖藏类埋藏的普遍规律，尚有待和其他窖藏类型器物组合进行比较。其次，铜器形态上具有明显的二分现象，即某些器物类型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完全一致，但也有不见于中原地区的类型。见于中原地区的类型包括鼎、鬲、甗、簋、盂、尊、卣、罍等。这种相似性既可能反映了中原青铜技术的广幅分布，也可能是中原铜器远距离输送的结果。如果结合铜器铭文，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不见于中原地区的类型又可细分成不同情况。有的铜器虽有若干中原地区铜器特征，但整体上却不同于中原器物，如海岛营子三足盘形鼎虽带有西周时期的凤鸟纹饰，但完整的器形却不见于任何其他地区。有的铜器尚可在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找到类似个案，如北洞二号龙凤纹罍与四川彭县竹瓦街铜罍近似。此外，花尔楼铜俎盘、山湾子盘状器、海岛营子凫尊以及马厂沟单柄钵形器都是仅见于喀左器群的铜器类型。
    铭文是喀左铜器群的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一方面，铭文的出现频率很高，尤其是马厂沟、山湾子和北洞所出铜器之中，近半数铜器上都带有铭文。而另一方面，铭文内容并不单一，文化归属指向复杂。即使在同一组窖藏铜器之中，铭文可能指向多个来源。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多批铜器群中的多件铜器都与燕山南麓的燕国相关。“匽侯”铭见于马厂沟所出铜盂上，而出自山湾子的伯矩器、出自小波汰的圉簋以及见于山湾子和马厂沟的鱼形均能在琉璃河燕国贵族墓地中找到同铭器物，也应该纳入燕器之中。北洞二号所出“箕侯”、“亚箕”器也因与匽侯相关，而当计入燕器之中。仅依铜器铭文判断，喀左铜器群中有相当比重的器物与燕有关。在这一点上，以往的学者多有阐发，对喀左铜器群的性质推断也多以这批铭文为基础。北洞一号坑所出牛纹铜罍上的铭文，唐兰率先隶定为孤竹，这也暗扣了传世文献中对商和西周时期燕山以北的族群关系的描述。同时，喀左铜器群中还存在一些早于西周的来自其他地区的族徽标记，小波汰、北洞和山湾子所出铜器铭文分别指向于安阳、陕北和晋北一带，以及周原地区[20]。
    喀左铜器群的外部尺度过去一直是疏于考察的，尽管各铜器组的发掘简报中并不缺少相关信息。此前诸家注意到山湾子、北洞、花尔楼等各个发现地点基本在临近河流的山地上这一事实，并据此推测铜器埋藏和山川自然崇拜祭祀有关。林永昌也注意到喀左窖藏均为浅埋类型，有的距地表不过20厘米[21]。但是，喀左铜器群的另外一些共同特征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石头和石板在喀左铜器群窖藏中频繁得到使用。天宝同窖藏在山顶立石西侧，立石周围有一圈石块，而铜甗出土于立石和石板之间[22]。北洞2号窖藏器物顶部覆盖一层不规则石板，坑内铜器之间多填埋石块[23]。以不规则石板为围栏，覆盖石板和填埋石块等习俗，是草原地带的墓葬和窖藏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器物学阐释范式
    在如何利用喀左铜器群构建商和西周时期的燕山以北地区的区域历史上，曾经存在多种不同的阐释范式。范式之间并没有时间轴线上的先后关系，在某些时期甚至可能有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范式的更迭也不是建立在新材料发现的基础之上，相反，范式之间的此消彼长常常和范式的学术史情境的关联性更大。某些基础假设的破产，可能导致范式急剧转型。器物学范式虽然面临其他范式的挑战，但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考古学范式和人类学范式提供了新颖的观察视角，但在运用层面的缺陷导致它们未能最终取代器物学范式。
    自咕噜沟铜器公布以来，喀左铜器群研究基本从属于器物学范式，这个范式的影响迄今仍可体察。咕噜沟铜器最早见于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在讨论凌源所出燕器时，陈梦家提出，传出自咕噜沟的铜鼎具有鲜明的西周成王时期特征，当与凌源所见燕器相关，而燕侯则很可能是召公奭之元子。《西周铜器断代》发表之时，经过发掘确证的西周早期遗址屈指可数，燕之始封地尚未得到任何实证性资料的支持。但是，陈梦家率先点明喀左铜器群和西周时期的姬燕之间的关联。他指出，包括喀左在内的凌源、朝阳一带，在西周初期当为燕人的重镇之一[24]。器物学范式脱胎于传统金石学，但研究对象自传统的公私收藏扩展到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学科旨趣也从单一关注文字到兼顾铭文、形态和纹饰，尽管铭文仍然占有优先地位。特定的形态、纹饰和铭文常常被引用为判定器物的文化归属的标准，而器物在特定的地区的发现，则又等同于特定的文化存在于特定的地区。器物学范式一般不考虑器物的情境，这和传统金石学中，大部分器物都是孤立存在，而且其原生和埋藏情境已经在辗转多方之后丧失殆尽有关。器物学范式也具有强烈的文本倾向，器物铭文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常常被视为不言自明的。同时期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单线式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传播论构成了器物学范式的另一个重要的学术史背景。带有指向意义明确的铭文的器物在远离其原生环境的地区的分布只能依靠传播论予以解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考古学基本处于孤立状况，因此，单线式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传播论在中国保留的时间格外漫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被打破。国家主义思潮构成了器物学范式的第三个学术史背景。喀左一带位于中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交汇地带，在中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加剧之后，讨论和研究这个地带的历史成为泛政治化活动。考古学文化往往被急迫地运用于国家主权的历史合法性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