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威信财”说还是“劫掠”说都可能构成对物质的流通过程的合理阐释，但是这些假说不能直接说明埋藏的最终形成原因。如果我们将整个草原地带纳入到考量范畴时就会发现，草原地带南麓，即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地带存在了一定数量的考古窖藏，窖藏多半接近水源，而窖藏中多为不易随身携带的大型铜器，这些大型铜器多半不是草原民族自身的产物，而是从农耕文化中作为奢侈品输入的，异域传入的奢侈品在草原地带成为威望物，由于脱离了原生环境，而且往往是多次输入的结果，这些奢侈品无论在器物组合还是年代关系上都不同于原生状态。草原居民的宝物窖藏和游牧生活的季节性转场密切相关，并非所有财物都会被掩埋，可随身携带的小件器物不会出现在窖藏之中，而窖藏的空间结构和埋藏行为上又体现出诸多仅见于草原地带的特征[35]。考古学中的此类窖藏往往标明了游牧居民势力的边缘。风格和铭文均指向中原文明的铜器群在大、小凌河的出现可能并不是中原势力北渐的证据，而是恰好相反，标明了游牧文化的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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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a.同注[14].b.同注[1]b：22.
    [17]同注[1]b：16－17.
    [18]Colin Renfrew.Loot,Legitimacy and Ownership[M].London:Duckworth,2000:11.
    [19]同注[1]a.
    [20]同注[1]a：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