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学术有注重通史的传统。通史何以可能？除了编纂技巧。某种符合通史特点的理论性条件是绝对不能少的。《史记》是通史的开山之作，而司马迁深受董仲舒《春秋》学的影响。由此看来，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对于理解西汉前期学术界与通史特点相关的理论性条件，对于理解《史记》这样的通史巨著的出现，有着重要的意义。战国秦汉间，出现了围绕着《春秋》及三传的经学学术活动，后世统称“《春秋》学”。董仲舒是这个时期的《春秋》学大师，他服膺《公羊传》。公羊学擅长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在这方面，董仲舒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因而，要想真正理解董仲舒《春秋》学中与通史特点相关的理论特质，就必须对董仲舒的相关著作再下一番实在的工夫，这样或许会有所收获。
    一、关于历史的断与续
    《春秋》开篇曰：“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榖梁传》云：“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羊传》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P2196）《左传》为史笔，对经文未作过多解释。《榖梁传》则指出这段经文有“谨始”的意义。但也仅此而已。只有《公羊传》以问答方式，从经文中特别挖掘出“大一统”的含义，加以表扬。董仲舒恰恰是沿着《公羊传》的路数，对经文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以阐发他的历史观念。
    《春秋》所书元年的“元”字有没有微言大义，除了一个“始”字，《公羊传》并无更多的说解；而董仲舒却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指出，“一”是万物由来的开始，“元”则有“本”的意思。《春秋》把“一”叫做“元”，就是表示要强调开始（即“大始”），而且要端正根本。《春秋》追寻到深处，发现所谓本应从贵者开始，人君最贵，人君正心才是为政的根本。人君正心，朝廷、百官、万民、四方才能由近及远相因而正。远近都统一于正，天人才能和谐，万方才能来朝，福瑞才能来全，王道的理想才能达成。可见，在董仲舒看来，《春秋》把“一”叫做“元”，是为了使君主能够“大始”而“正本”，而所谓“正本”就是“正心”。
    这一基本思路，在《春秋繁露·玉英》篇中也有较为充分的论述。该篇认为，《春秋》之道就是用“元”的深远来正天时的开始（“春”），用天时的开始来正“王”政的开始（“正月”），用王政的开始来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来正境内的治理。这就是公羊家所谓的“五始”。在董仲舒看来，《春秋》重元，最终应该落脚在国君的即位上，所以，他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就用《春秋》有关即位的几则史实和相关的书法予以说明：
    其一，隐公三年，《春秋》书“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曰：“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此当时，何危尔？”随后，《公羊传》就叙说了故事原委：原来，宋宣公临终时传位给弟弟缪公，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缪公临终时则把君位传给与夷，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冯。后来，冯杀害与夷自立。公羊家认为《春秋》善让，但对于这段公案，《公羊传》则从实际效果的角度提出了批评：“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所谓“君子大居正”，疏云：“君子之人，大其适子居正，不劳违礼而让庶也。”[1]（P2204）宋宣公没有做到，才引起后来的祸乱，因而难辞其咎。董仲舒也认为，这是“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的典型事例，所以，宋宣、缪的所为是违背《春秋》之法的。
    其二，襄公二十九年，《春秋》曰：“吴子使札来聘。”据《公羊传》所记，季札同母兄弟四人，谒、余祭、夷昧和季札。季札贤。三个哥哥为了最终能让季札即位，便约定兄终弟及。谒死后，余祭立。这年余祭卒，不料，长庶兄僚自立为王，结果被谒之长子公子光（阖庐）派刺客专诸杀死[1]（P2313）。这个故事正说明僚“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不过，董仲舒认为，如果能够“行善得众”，那么《春秋》并不危之。
    其三，隐公四年，《春秋》书“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公羊传》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称人何？众立之之辞也。然则孰立之？石碏立之也。石碏立之，则其称人何？众之所欲立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1]（P2205）董仲舒指出：同是“不宜立”，宋缪公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公弗受先君而不危，这说明“得众心之为大安”。
    齐桓公和鲁桓公的故事也是如此。两人即位皆非以其道，但齐桓公能够知恐惧而忧其忧，所以才能立功名而霸诸侯；鲁桓公则忘其忧而祸及于身。文中最终结论为：“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谓《春秋》重元，是有具体历史依据的。
    不过，《玉英》篇有两个地方是有争议的，牵涉对整篇文义的理解，对于这段公案，有必要给予简要说明。其一，原文有“元者为万物之本”，“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句。苏舆引俞云：“‘乃在乎’三字衍。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圣人之言，未有言及天地之前者。”苏舆云：“何（休）注言‘天地之始’，即本此文。三字非衍，所谓以元统天也。宋周子（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亦本于此。《易》‘太极生两仪’，圣人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为万物根。人之性命，由天道变化而来，其神气则根极于元。溯厥胚胎，固在天地先矣。《说文》列‘元’字于‘天’字前，亦即斯旨。《鹖冠子》‘有一而有气’，宋佃（陆氏）注云：‘一者，元气之始。’由是言之，人本于天，天本于元，元生于一，是故数始于一，万物之本也。”[2]（P69）其二，原文还有“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句。苏舆云：“隐元年注：‘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疏引宋氏注云：‘元为气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窥之不见，听之不闻。’《三统历》：‘元者，体之长也。合三体而为之原，故曰元。’《易纬》：‘太初为气之始。’《春秋纬》：‘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阴阳。’刘敞《春秋权衡》云：‘元年者，人君也，非太极也。以一为元气，何当于义？其过在必欲成五始之说，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按：刘纠何氏。其实何本于董，义当有所受之。但董不言元气，何足成之耳。至说《春秋》一元之旨，自以对策数语为至纯全。此则推元义言之，随天终始。语又见《符瑞篇》。”[2]（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