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所说的“三而复”、“五而复”、“九而复”以外，董仲舒还有“四而复”和“再而复”之说。所谓“四而复”，即“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或者叫做“主天法商、主地法夏、主天法质、主地法文”。仔细核对文字，可知，“主天法商”与“主天法质”大同小异。例如，前者“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位。制爵三等，禄士二品。制郊官明堂员，其屋高严侈员，惟祭器员。玉厚九分，白藻五丝，衣制大上，首服严员。鸾舆尊盖，法天列象，垂四鸾。乐载鼓，用锡儛，儛溢员。先毛血而后用声。正刑多隐，亲戚多讳，封禅于尚位”。后者只在“祭礼先嘉疏”、“制郊宫明堂内员外椭”、“其屋如倚靡员椭”、“祭器椭”、“玉厚七分”、“白藻三丝”、“衣长前衽”、“首服员转”、“乐桯鼓”、“用羽竽儛”、“儛益椭”、“先用玉声而后烹”等琐屑的仪节上有很小的形制、数量差异以外，在治道、宗法、礼制、丧俗、祭祀、爵制、官职、刑法等大节上完全相同。“主地法夏”与“主地法文”也是一样。比如，前者“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故立嗣与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昏冠之礼，字子以母。别眇夫妇，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享，妇从夫为昭穆。制爵五等，禄士三品。制郊宫明堂方，其屋卑污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丝，衣制大下，首服卑退。法地周象载，垂二鸾。乐设鼓，用纤施儛，儛益方。先享而后用声。正刑天法，封壇于下位”。后者也只是在“祭礼先秬鬯、制郊宫明堂内方外衡、其屋习而衡、祭器衡同、作秩机、玉厚六分、白藻三丝、衣长后衽、首服习而垂流、鸾舆卑、乐县鼓、用《万舞》、儛溢衡”等细节上有所差异外，重要的内容几乎全同。由此可见，所谓“四而复”几乎可用“再而复”来表现。
    那么，“四而复”或“再而复”是怎样“复”的呢？这里仍用虞、夏、商、周四代历史予以说明。但却有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反本”。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董仲舒阐明的这许多的“复”，是有所不同的，可大致分为两类。其一，以“改正朔，易服色”为标准，“三而复”、“五而复”、“九而复”……归入一类，形成相互连接的不同阶段，由今而古，直至无穷。其二，以阴阳、质文为标准，“四而复”、“再而复”归入一类。两者内部都是循环的，而且像四时那样，终而复始，穷则反本，从古至今，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以“三统”（“三而复”）为代表的前一种循环，与礼法制度关系密切，更多地表现了时代的宗法精神，相对来说更显出具体的历史色彩；而以“质文”（“再而复”）为代表的后一种循环，则表现了施政的精神气质，表现出一定的理论色彩。无论如何，它们在以下意义上可以统一起来：历史必将在王者改制的多重循环（复）中无限地发展（往）下去。正如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3]（P2523）“复”原于“大一统”，相应的，也就成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三、关于历史的横与纵
    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也是可以划分为阶段的。董仲舒有所谓“《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与“世逾近而言逾谨”之说，其中同样包含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按《楚庄王》之文[2]（P10-13），《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就被划分成三个阶段，“有见”三世，哀、定、昭，共六十一年；“有闻”四世，襄、成、文、宣，八十五年；“有传闻”五世，僖、闵、庄、桓、隐，九十六年。这就是何休所谓二科六旨的“张三世”的内容。按何休的解释，所谓“有见”是说孔子本人与父亲生活的时代，“有闻”是孔子祖父的时代，“有传闻”是孔子的高祖曾祖时代。这是以孔子为标准，从后向前划分的。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原来这是由书法也就是礼法决定的。
    按公羊家法，在“所见”之世，《春秋》书法要“微其辞”。比如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鲁昭公借季氏与诸大夫内乱，欲除掉季平子，结果反被三桓赶走，流亡齐国。《春秋》书曰：“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曰：“又雩者何？又雩者，聚众以逐季氏也。”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所谓“又雩”就是《春秋》对这段公案的隐讳的书法。这一年，孔子三十五岁，当在鲁国。董仲舒认为，所谓“又雩”就是孔子以“微其辞”的书法记录这段公案的文字。为什么要“微其辞”？司马迁认为“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4]（P2919）。
    在“所闻”之世，《春秋》书法要“痛其祸”。例如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孔子出生前58年），鲁文公卒，嫡长公子赤（《左传》作“恶”）即位，襄仲以齐为援，弑赤而立宣公。《春秋》书曰“冬十月，子卒”。不提弑君，也不标明具体日期，《公羊传》曰：“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董仲舒认为，之所以不忍书日，就是因为“痛其祸”。
    在“传闻”之世，《春秋》书法要“杀其恩”。例如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孔子出生前101年），庄公卒，太子般即位，被庆父指使圉人荦杀害，《春秋》书曰“冬十月乙未子般卒”，虽同样隐讳被杀情节，但却明确记载了日期，董仲舒认为这就是“杀其恩”。据后来何休解释，“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是也。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1]（P2213）。
    董仲舒认为，《春秋》书法的这种“屈伸”、“详略”都是由亲情远近来决定的，这就叫做“与情俱也”。在这个标准下，以近的为近，远的为远，亲的为亲，疏的为疏，贵的为贵，贱的为贱，重的为重，轻的为轻，厚的为厚，薄的为薄，善的为善，恶的为恶，阳的为阳，阴的为阴，白的为白，黑的为黑，这就叫做“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这样才叫做“善”。总之，根据这个道理，《春秋》必然是“世逾近而言逾谨矣”。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一个历史观念，即不同历史阶段之所以有相应不同的历史撰述，这是由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决定的。其实，对于任何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时间近的亲近者多一些，关系也要复杂些，时间远的则亲近者相对较少些，关系也较为简单些。考虑到宗法关系这个因素，那么在历史撰述中，远的就可以详细去写，近的反倒要简略。董仲舒所说的“世逾近而言逾谨矣”就属于这种情况。此外，这里似乎又透露出以下的思想倾向，即纵向的历史发展与横向的社会交往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个道理在《春秋》天子诸侯的君臣大义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例如《春秋繁露·王道》篇[2]（P112-116），先从《春秋》大义说起，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即土神谷神，祭祀山川也只限于本国境内，不得专封、专讨、专执，不得僭约天子之礼。接着又说到诸侯继嗣问题。最后说到目的是为了“亲近以来远”。结论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这就是三科九旨的“异内外”的内容。这是从政治上强调了横向的关系。对诸侯而言，在本国与诸夏的关系上，先要“内其国而外诸夏”；而在诸夏与夷狄的关系上，则要“内诸夏而外夷狄”，如果再上升一步，就达到王道的境界，因为天地之间即天下天子唯大，“其国”、“诸夏”、“夷狄”都生活在天下，对于王者而言，天下为一，但此一并非单纯的一，无差别的一，而是一统，即是由“其国”到“诸夏”，由“诸夏”到“夷狄”，分层次、逐层外推而形成的一，是由多到一的一，是一与多的统一。远近的差别与其说是种族和血统上的，毋宁说是文化上的，所谓近者其实是华夏化的和文明化的，所谓远者其实是粗鄙和野蛮，这样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横向的扩展，都是在时间的纵向延续中实现的，恰是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