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道》篇有“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西。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句[2]（P100），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所谓的“元气”只是作为“大本而重始”在自然界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元本身。何休把元年的“元”解释为“元气”，大概是受当时学术观点的影响，用在《公羊传》上，显然是夸大了。对此，刘敞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俞樾是晚清古文家，当然不会喜欢太极、本原的说法，不过，他断言“圣人之言，未有言及天地之前者”，则未免有偏绝对。比较而言，董仲舒的理解比较稳妥，也更有哲理意味。他认为“元”就是“本”，“一”则是“万物之所从始”，“谓一为元”，不过是为了“大始”而“正本”。
    把“一”理解为“万物之所从始”，除了强调以“德教”为本以外，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是对经验事实进行抽象的结果，它舍弃了杂多的经验内容，所以才可表示“万物之所从始”；同时“一”既然是“万物之所从始”，那就是说它不止一个，可以是多个，说天地之始为“一”可以，说某物之始为“一”，同样可以，这样，“一”就成了“多”。如果把“一”换成“元”，也就是说天地之始可以叫做“元”，万物之始同样可以叫做“元”。“一”或“元”本身就包含着一与多的矛盾，矛盾运动就构成了事物的发展过程，或者说“元”本身的内在矛盾，就构成了历史的无限发展过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书“元年”者十二，乃鲁国十二公即位始年的标记，所谓“元”就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和前一历史阶段终结的标志，《春秋》重元，既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视，又是对历史无限发展可能的重视。历史上无数的阶段性发展造成其无限发展的可能，或者说，无限的历史发展就存在于无数的历史阶段（“断”）的无限相连（“续”）之中。
    二、关于历史的复与往
    以上分析了董仲舒对《春秋》隐公元年之“元”所作的解说，揭示其中包含着的断与续相统一的历史观念，下面来看看他在“王正月”的解说中又有怎样的历史思想。其文具见《三代改制质文》，篇幅较长，恕不备引，下文逐层择要解释之。
    与《左传》《榖梁》不同，《公羊传》提出“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董仲舒紧紧抓住这一条，由文王引申为一般的“王者”，即受命而王者，从而对《春秋》“王正月”作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解释：既然“王正月”的“王”指的是文王，而文王又是西周受命称王的第一人，那就是强调“王者必受命而后王”，这样，《公羊传》的“大一统”就必然成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就成为“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正因为王者受命，易姓而王，所以要“制此月以应变”，要“作科以奉天地”[2]（P184-185）。这就从形式到内容都注入了一个新的精神：王者受命改制！有了这个精神，隐公元年的“王正月”和《公羊传》的“大一统”，就从颁行周王正朔，变为王者的“应变”。这就是董仲舒从《公羊传》中挖掘出的微言大义，它使《春秋》学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机。
    “大一统”一旦被赋予“王者受命改制”的精神，就必然造成自我的否定和更迭，就必然使《公羊》学朝着新的革命的方向前进。董仲舒以“通三统”为代表的“复”的思想，就是这种发展的重要成果。
    什么是“王者改制作科”？“科”即条、目，指具体的统治规范。所谓“一统”，即“改制作科”在历法上的表现，也就是改正朔。每年十二个月，每月一种颜色，每种新的历法都依其相应正月的颜色（正色）而定，这叫做“正”。但“正”的更迭不是无限的，只能是从当下向以往逆推三次再回到原位。这就叫“三而复”，这样，“一统”就变成了“三统”，分别由当下和以往共三个王朝担当。这三个王朝之前的王者就被从先前的“三统”中排除出去，“绌”为“五帝”，而五帝的第一位，则绌为“九皇”，第二位上升为第一位，向后顺数到五为限，这就叫做“五而复”。礼乐各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详见下文）。皆作国号，迁宫邑，改官名，制礼作乐。揆诸历史，汤受命而王，根据天命把国号从夏变为商，以当白统；以夏为亲，以虞为故（即以虞、夏、商为“三代”）；绌唐尧为五帝，叫做“帝尧”；以神农为五帝之首，称“赤帝”；相应的，定都于下洛之阳，宰相叫尹，以《濩乐》为国乐，礼尚质。文王受命而王，把国号从殷变为周，以当赤统，以殷为亲，以夏为故（即以夏、商、周为三代）；绌虞舜为五帝，叫做帝舜；以轩辕为五帝之首，叫做“黄帝”；把神农推为九皇；相应的，定都于丰，相称宰，以《武乐》为国乐，礼尚文……《春秋》时当黑统，以鲁国为新王，绌夏为五帝，叫做帝禹；以周为亲，以宋（殷后）为故，以《招武》为国乐……
    这段文字包含着重要的历史思想，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历史的动因是王者应天改制，新朝代要改变国号、官制、礼乐，对前两个朝代要由近及远亲之故之，三个朝代各顺时依次当黑白赤三色之一，这就是“三统”。再向前逆推，第四个王朝则由“三王”绌为“五帝”，称“帝某”，而五帝之首的“帝某”则推为“九皇”（“九皇”之首的古代帝王则归为“民”，是为“九而复”）。而向后顺推，每一新王朝莫不如此。总之，黑白赤三统持续更迭，相应地，“五帝”“九皇”的某些特征也应该是循环的，这就是“五而复”、“九而复”。
    三统说在《春秋》经文中能否找到证明呢？董仲舒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据他说，按《春秋》之义，王者之后，应该书公，可事实上，杞国君主却只书伯、书子（按公羊之义，《春秋》制爵三等，公、侯之外，合伯子男为一等），这就是《春秋》绌夏，录其后以小国的明证，也就是“通三统”的明证。
    董仲舒的这个历史发展观有怎样的根据呢？或者说，“统”变换的根据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是三呢？根据以上所述，可知，三统转移的内在根据就在于“大一统”受命改制的根本大义上面。当然，三统之所以为三，则与三正相关。为什么是三正？这与天文、历法、节气、物候这些自然条件有关。所谓黑统，以建寅之月即立春所在之月为岁首。所谓白统，即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所谓赤统，即以建子之月即冬至所在之月为岁首。三者各自的礼仪法度施政各随其统而有变化。从天文历法的角度说，以冬至月为岁首（即建子之月）最有根据，太阳回归年恰于此月终始。而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说，以立春所在之月（即建寅之月）为岁首同样也有道理。因为从本月开始，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春耕季节，这也意味着华夏人民一年的生活周期从这个月开始了。三正恰好在这两个月份之间。由此可见，三统说有实际的根据，这是一种理性的说明。
    不过，在政治和自然两者之间，董仲舒当然更看重前者。他说：“三统之变”是由“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造成的。所谓“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措，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总之，董仲舒认识到由大一统到通三统，其内在契机就在于“王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