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董仲舒《春秋》学所阐发的这种通史精神，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意义（significance）呢？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的意思是说，“只有对当下生活的兴趣才会促使人们去探索过去的事实”[5]（P12）。当代性乃所有历史的内在特质[5]（P14）。所谓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即对当下生活的兴趣、思考、经验和理解。编年所缺的，恰恰是这种当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奇才说：“历史是活的编年，编年是死的历史。”不过。克罗奇仍相信，死的历史（即编年）也会复活，过去的历史（此处指编年）也会成为当下的历史，如今对于我们已成为编年的许多缄默的文件也会开口说话，但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精神，只有精神才是历史，才是使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个阶段都成为历史的那个东西[5]（P24-25）。
    从体例上看，《春秋》当然是编年之作，不过，当初却未必没有“当代性”，即“对当下生活的兴趣、思考、经验和理解”。也就是说，《春秋》曾经未必不是一部活的历史。但它毕竟书缺简脱，义例难通。古人曾有“断烂朝报”的聚讼，可见有“死的历史”之嫌。《公羊传》曾以某种时代精神对《春秋》作了解释，却未能充分地挖掘出它的“当代性”，因而意义是有限的。只有到了董仲舒，才真正为《春秋》灌注了强大的通史精神，他的努力从总体上可以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脱离“死的历史”的阴影，成为焕发着通史精神的“活的编年”。有了这样的通史精神，西汉前期能够产生《史记》这样的通史巨著，当然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原文参考文献：
    [1]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BENEDETTO CROCE.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M].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3.